“公园20分钟理论”：是被动疗愈还是主动生活？｜品牌与公共传播
发布时间：2024-04-26 06:00 浏览量：8
“亲测有效：在公园待够20分钟就会快乐。”
2024年春日如约而至，社交媒体近日开始流行“公园20分钟理论”的说法。它的出圈来自2020年发表于《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一篇研究，标题为《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mmediately after urban park visit》。其表明“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让人状态更好”，这就是“公园20分钟理论”。[1]公园像一扇“任意门”，打开了个体与结构化日常生活之外的连接通道。在公园里，你可以看书、骑车、散步，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让这20分钟抚平一日的疲惫。慢慢地， “海边20分钟”“菜市场20分钟”“午餐20分钟”等各种迭代概念出现，许多场所加之以“20分钟”的定语就能轻松赶上这一波形象营销的热度。
那么，“公园20分钟理论”为何流行？公园内快充式的“20分钟”疗愈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图片来自大数据与计算广告研究中心作者团队
人们为何纷纷走向公园？
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曾提出“第三场所”的概念，他认为那是“都市日常生活中‘绝好的地方’（great good places），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脱离家庭和工作的结构性束缚，放松心情，愉快交往”[2]。显然，公园对于城市居住者而言已经是超越功能性的所在，其抵达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形成了独属于每个个体的空间体验。同时，人们对公园的意义形成了共同的认知并且将其提升至“理论”的高度加以传播，提升了公园这个场所本身的社会价值。若把公园视为“第三场所”，公园本身的存在为何会吸引当代年轻打工人的步伐？1.可步行性中的公共权利感知
从空间政治学角度来看，城市步行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宣示，城市可步行空间的营建是市民对公民权利的自我维护与追求，是对权力规训空间的一种解构。[3]公园在繁忙的城市当中是一个截断式的所在，这是城市规划中的一个公共空间，具有公共属性，人们通过步行享受自身的公共权利，并以此来试图抵消权力不平等下的社会压力。同时，人们可以并不按照公园既定的指示与布局步行，而是随心所欲地漫步，这种不出于特殊目的的步行能够形成对公园主人公的自我想象[4]，使得公园被自由解读成为可能，以此达到对公园既定功能的驯化2.社会时间间隙中个人时间感知
罗萨指出，晚期现代社会加速发展使得劳动者的工作侵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时间当中[5]。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人们的工作主要受到时间的压迫而非空间，换言之，源源不断的工作任务不会受到空间限制，一条微信消息、一个会议室链接，工作随时随地被推送到工作者面前处理，若不去处理就会被社会系统排除在外。但是，有些时候空间也能够截断时间，当人们身处于公园这个相对闲散、愉悦的空间时，同时也追求时间的减速，以此来应对越来越智能化的社会系统带来的生存状态危机。3.身体实践下获得自我感知
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20世纪以来人类的主要问题是空虚，“大多数成年人都严重丧失了对身体的知觉”，而米歇尔·维沃尔卡认为“所有锻造、改变身体，提升身体价值的活动……都具有主体性”。[6]人们通过在公园内进行身体上的活动，在提升自身身体能量的同时，也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某种掌控力。但是，公园里“快充式”的20分钟，真的能够带来以上理想化的体验吗？20分钟公园体验的本质为何？
公园的“第三场所”体验：
从享乐到疗愈
中国近代公园（publicpark）最早是由西方人在19世纪中叶引入中国，最开始是租借地中的外国侨民休憩、游乐之地，彼时公园并不一定对普罗大众开放。民国后公园作为市政建设内容之一，得到国内市政当局的重视。后来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都市与公园论》中提到公园“乃人生共同生活上依实用及美观目的，以设计土地，而供群众使用及享乐者也”[7]，由此可见公园建设的目标是完善人们的”共同生活”，能够为“群众”主动所用，是公民的一项权利。现代公园对于城市而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承载了城市居住者丰富的精神文明活动。然而，现代主义割裂了城市演变与房屋建造的历史连续性，学者穆拉瑞托称之为“可操作的历史”[4]，人为因素过度介入了城市发展的历程，包括服务业的精细化、专业化，使城市国际化、标准化、同质化，以至于造成了无联系、无历史感与无认同感[3]。当下，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需要通过公园这样一个场所进行对生活本真的重拾，似乎是人们对规制化社会的一种温和的反抗。奥登伯格所言“第三场所”给人们带来的非正式场合的愉悦体验，是开放、休闲与自由交往的时空，它能够维系社区生活共同体，减缓公共生活的衰落[2]。但似乎在当下流行的“公园疗愈”来看，如果不是愈演愈烈的社会竞争、愈来愈加速的社会时间，人们或许不会首先选择公园作为休闲娱乐的地点，也不会在公园只待20分钟。人们获得的第三空间体验是一种被动的愉悦，其带来的并非对公共生活的组织，更像是对残缺现状的弥补。“第三场所性”：主动生活的可能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讲述“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个概念时，表明在理解有关环境的问题时，应该强调人类维度而不仅是景观本身[6]。公园，并不只是一个背景或一个容器，不应该只是人们疲倦、愤懑、迷茫等情绪的载体，它自身存在的意义是通过个体或群体的生活实践逐渐被型构的。“第三场所性”（the third-placeness）与单纯的第三场所这个概念不同，它不只是意指一个空间或者对空间文本的种种解读，它指的是一个空间内激发居民展开社交、建立联结、培育情谊、形成归属感的一种潜能[4]。也就是说，不论人们出于何种理由走向公园，在公园里进行多长时间的空间实践，人与地点的连接、人与人的互动的这个过程之内，公园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就已经得到了构建，并且它所传递的意义切实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启发。因此，在有限时间内进行“公园实践”已经既成事实的条件下，相关主体能够作出什么努力去缔造一个意义敞开的城市空间？
1.公民：成为公园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人翁
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在城市中漫无目的行走的漫步主体——“闲逛者（flaneur）”是“以一种反讽式英雄的姿态出现并试图重新绘制城市地图，寻找隐匿的诗性空间。”[7]人们可以更多地将自身看作是公园甚至是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在城市漫步的过程中关注内心世界与地方的联结，具身参与到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当中。2.政府：以公园为媒打造高质量城市品牌
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方面，摒弃一味追求国际化、标准化城市空间形态的做法，将公园作为构建特色城市品牌的“空间媒介”，使公园映照出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传承城市的文化基因。一方面可以绿色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做好公园绿化工作，打造成为城市绿色生产力的闪亮名片，为城市品牌的打造提供可持续发展基底；另一方面将公园空间建设与城市精神文化内核融合，以公园作为连接市民参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平台，并可配合数字化建将其有效汇入市民日常生活，形成城市文明与市民文明相融的城市品牌内核。
3.商家：为在地用户丰富公园生活资源
当前，许多商家通过O2O（Online to Offline）平台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本地生活服务将人们的线上与线下世界无缝衔接，但是诸如出门买菜、逛公园等能够建立身体与城市环境感知的活动才能够逐渐打破个体对城市空间的疏离。因此商家要深入用户的日常生活肌理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把自身作为与用户共创公园生活的社会责任主体，为用户更好的公园生活提供资源支持，例如安德玛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举办了“春日运动市集”活动，以“开练”、“运动流汗”为主旨在当地人平日锻炼身体的地方打造了热练区、竞技区、露营区等公园体验空间，通过公园完成在地化品牌营销的同时也引领市民走向健康的生活方式。
“公园20分钟理论”带来的城市空间疗愈体现着公园作为“第三场所”为城市居民带来的种种潜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公园实践”背后的一种非主动性疗愈，公民应该真正回归属于他们的城市生活，而公园正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切入口，将20分钟的公园实践转化为生活本真的回归，这需要公民、政府与商家等主体的共同努力。
[1]Yuen H K, Jenkins G 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mmediately after urban park visi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2020, 30(2): 134-145.
[2]於红梅,潘忠党,陈意如.探寻第三场所：一个空间可供性的视角[J].新闻记者,2023(07):45-64.
[3]邓浩,宋峰,蔡海英.城市肌理与可步行性——城市步行空间基本特征的形态学解读[J].建筑学报,2013(06):8-13.
[4]曾誉铭, 关韶华. “加速” 的社会: 论罗萨的社会 “加速” 理论[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2(6): 25-40.
[5]陳剛, 王繼周. 多元媒介嵌入與作為儀式的都市空間實踐-一項基於武漢市東湖綠道的田野研究[J]. 傳播與社會學刊, 2020 (53): 57-89
[6]崔志海.近代公园理论与中国近代公园研究——读《都市与公园论》[J].史林,2009(02):165-172+190.
[7]邢雅婷.基于山地地形的城市漫步型活动分析——以重庆为例[J].城市建筑,2020,17(19):73-77.
[8]Brian F. Blake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By Yi-Fu Tuan,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6:4, 323-325.
张芸熹｜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