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没钱、老年人不愿花？该让体制内人群“带头花钱”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2月、3月、4月、5月的CPI物价指数同比均呈现负增长，其中2月同比下降0.7%，3月、4月、5月同比均下降0.1%。物价持续走低，反映出当前消费市场活力不足，经济存在通缩风险。

自2024年四季度起，国家实施多项刺激消费政策，包括降准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支出，以及发放消费券、推行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直接刺激措施，但2025年上半年的市场反馈显示，这些政策对提振消费的实际效果有限。

消费行为的产生依赖于消费者具备可支配收入、对未来经济状况有信心、存在消费需求这三个要素。从人口结构来看，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占总人口比例达22%，正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群体虽有稳定退休金，对退休金发放有保障预期，但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消费需求较为保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群体储蓄率高达4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生活保障领域，在可选消费方面投入较少。

这种现象在老龄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中具有普遍性，日本自19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家庭消费支出年增长率长期低于1%，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长达三十年。

年轻群体、务工人员、中小民营企业从业者及自由职业者则面临不同困境。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4年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5830元，仅能覆盖基础生活开支；而中小微企业员工中，近60%未缴纳足额社保。

就业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确定性，2025年第一季度，灵活就业人数同比增加12%，但月均收入同比下降8%。即便存在消费需求，这些群体也因经济压力难以形成有效消费。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指出，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虽高，但因收入基数低，消费能力有限；高收入群体虽有消费能力，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使得整体消费市场呈现“有需求缺能力、有能力缺意愿”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政策难以同时解决不同群体的消费制约因素。

体制内人群涵盖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央企的从业人员，规模庞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总数达1.2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18%。

从收入层面看，他们在所在区域的收入水平普遍较高，以东部地区为例，公务员平均年收入较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高出35%，且享有年终绩效、津贴补贴等稳定收入来源。

社会保障方面，体制内人群享有较为完备的医疗、养老等福利。以医疗保险为例，公务员补充医疗保险可报销基本医保外70%-90%的费用，企业年金覆盖率超80%，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保障使得体制内人群对未来生活的经济担忧较少，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体制内群体对未来五年收入稳定性信心指数达82.3，较民营企业员工高出27个百分点。

年龄结构上，体制内人群以中青年为主，35岁以下员工占比超40%，在住房、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以及旅游、教育、文化等服务消费领域存在旺盛需求。国家文旅部数据显示，体制内群体贡献了国内旅游市场32%的消费额，在线教育平台付费用户中，体制内人员占比达28%。

此外，体制内人群在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其消费行为能够对身边人群产生带动作用。经济学中的“示范效应”理论指出，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决策会引导其他群体模仿，若能有效激活该群体消费，不仅能直接拉动市场需求，还可通过社会示范效应促进整体消费市场活跃。

尽管体制内人群具备消费潜力，但尚未充分转化为实际消费动力。部分体制内人员收入水平长期未随物价波动和经济发展进行调整，导致实际购买力下降，影响消费意愿。同时，严格的消费监管政策在规范公务消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制内人员正常的个人消费行为。

为释放体制内人群消费潜力，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的收入增长机制。国家可通过财政政策，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挂钩的体制内人员收入动态调整方案，保障其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

其次，在合规前提下，优化消费监管政策，简化公务消费审批流程，合理调整部分消费标准，保障体制内人员正常消费需求。

此外，还可通过定向政策刺激消费，如针对体制内人群发放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领域的专项消费券，鼓励金融机构为其提供利率优惠、审批便捷的消费信贷产品，降低消费门槛。

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愈发关键。体制内人群作为具备消费能力、消费信心和消费需求的群体，若能通过政策优化释放消费潜力，将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

素材源自@许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