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吵架的人，可能会在这里给彼此一个拥抱 | 女性书店探访

2023年3月，一位男性，辞去国营剧团的工作，在北京开了家女性主义书店。后来的一年中，这个身份引来不少网上的质疑与攻击。以女性主义者自居的男性公众人物“塌房”屡见不鲜，在性别议题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与讨论的今天，这样一家书店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这个春天，我们实地探访了这家书店。想来看看，在众声喧哗的性别议题舆论场之外，国内的女性主义讨论在线下的真实空间里，会是什么样的？那些在网上互相攻讦的女性群体，在线下书店相遇时，彼此保持怎样的态度？以及当一名男性感知到自己同样是父权制的受害者时，他在做着怎样的反抗。

在这个空间里，我们产生了许多真诚的对话，从真诚中获得了力量。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透过这些坦露捕捉到的那些模糊与摇摆。在那些裂隙里，环境的烙印与个体意识的挣扎在不断交锋，而很多时候，那个解法可能只是“先走走看”。

不论是网上的舆论场，还是线下的书店，都是关于观念的空间。而女性主义从来不只是关于观念，它还关乎不该被抑制的感受，和“不放过自己”的实践。

“我还是想把这个店开下去”

走进书店的那个下午，我是当天的第二位读者。

最初听说这家女性主义书店，还是在去年2023北京图书市集·春季场。摊位前挤满了排队集章的人，主编隔着三四个人的距离喊说，有读者想和《开场》的编辑聊聊。坐在旁边的同事起身，尽力用视线在人群中辨认那个声音。印象中，那个声音很微弱，也可能是周围的环境过于嘈杂，总之需要集中注意才能勉强听清就在耳边的话。在局促的寒暄中，得知对方开了家女性主义书店。

“在北京？”

“对，在北京。”

对方询问能否加个联系方式。同事打开二维码，但递过去的手机在半空中明显停顿了一下，随后才传来“嘀”的一声。“是个男的。”那人走后，摊位上的我们面面相觑。后来，这件事就没有后来了。

时隔近一年，当我们再度走进这家书店时，它已经从原先位于珠市口的海派小洋楼，搬到了一所相当僻静的创业园区里，距离最近的地铁站，也要骑行近15分钟。书店的主理人的确是位男性，人们喊他阿崔。据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因为这个身份受到过不少质疑与攻击。不过，那天下午，我们并没有见到他。

新店的面积不大，甚至比老店还要小些。在不到40平的空间里，“女性”的浓度相当高。橱窗上印有一位女子的全身像，配文“女性能做任何事情”（Women can do anything.）。入口处的墙壁上，张贴着曾经店里举办过的活动海报——共读费代里奇，透过《芭比》聊银幕内外的女性，也谈更为实际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与性骚扰救济。不同于大部分书店的是，它会在入口的小黑板上清晰标识：“店内免费提供热水、卫生巾、止痛药。”

另一个书屋门口。（拍摄：申璐）

这只是一角。推门进来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墙壁上高挂的两幅女书作品。用一种特殊的文字写着“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店中还有一整面墙，张贴着古今中外不少被视作榜样的女性画像。除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朱迪斯·巴特勒这些世界知名的女性作家学者，还有不少中国历史上的女性，从中国第一位女研究生，到中国第一位女律师，甚至还有中国第一位女海盗，以及悬挂在最高处的西藏女财神。我忍不住去网上搜了下，中国第一位男研究生、中国第一位男律师……这些词条都没有统一可考的指向。每一个符号指向的，都是意义的不在场。

一家书店的根基还是在于选书。如今国内不少以“女性”为主题的书店，大多参照台北的“女书店”，所收录书目主要分为女性写的书、写给女性的书以及适合女性阅读的书。而这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如今大众认知中的女性形象。

这家书店的书架有所区别。

入口处两排略低的书架摆放的多是女性传记、访谈与回忆录。另有两列书架关于国内外的女性文学。此外，书店的大部分藏书是关于性别研究的，包含女性视角的历史作品、口述史，以及一些女性主义的跨学科研究。店主还淘了一整册的《中国妇女》。这里几乎看不到那些经常出现在传统书店里“女性”一栏下的书，比如菜谱、美妆、育儿和情感指南。

阿崔淘到的《中国妇女》。（拍摄：申璐）

这样的选书意味着，它是小众里的再细分。当天在店的兼职店长艾玛说，这个店能存活到现在已经很幸运了。去年八月，正在换工作空档期的艾玛机缘巧合“入了伙”。

起初，店里的客流还很多，夏天的夜晚，会有不少女性读者带着朋友来店里观影，然后凉风中赶着夜色回家。但没过多久，店里的营业额就开始直线下滑。“尤其是到冬天，北京的晚上很冷，店里几乎就没有人。甚至有时候，（店里）一整天的人流会‘挂零蛋’。”

艾玛回忆说，那个冬天，她和阿崔的热情都有些受影响，甚至也考虑过，实在撑不下去的话，这个店就关了吧。2023年12月31号，跨年那晚，店里做了一次跨年聚会。当天来了大概十几位读者，整晚的活动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点东西，聊聊这一年。但艾玛记得当天的氛围很好，“能感受到大家对这里的感情和信任”。

那天活动后，艾玛突然收到了阿崔的微信，聊天框里弹出一行字：

“我还是想把这个店开下去。”

观念争辩之外流动的情感连接

3月8日，新店试营业遇上了妇女节。

当天下午，大概是因为“放假半天”的政策，店里来了远比预想中更多的人。其中有不少读者是辗转2个小时专程赶来的。阿崔被挤到角落里，张罗着说：“喜欢的书可以随意拆封。”艾玛则雀跃地和大家分享，刚刚谈下了和一个北京业余女足团队联名共创的系列活动，今年准备把更多活动带向户外试试。

晚些时候，艾玛因为着急回家照看小狗，不得不提前离开。正要收拾东西离开时，书架旁一个一直在安静看书的女生起身说：“艾玛，你能不能先别走。我点了比萨，等会就到了，吃一点再回去吧。我感觉你今天很累。”

艾玛和我提起这件事时，已经是四天之后了。可当她说到这里，声音还是有些微微哽咽，她停顿了好一会儿，眼神落在了很远的地方。那天傍晚，艾玛最终也没有留下，她们抱了下对方。后来，阿崔特意给她留了块绿色的饼干，上面用白色的奶油写着“另一个她力量”。

原定的开业在比萨到了之后，就演变成了一场临时的聚会。有女生从包里掏出刚买的面包，有人分享了路上新买的草莓，“没有任何目的，顺其自然就发生了”。有读者忍不住问阿崔，在过去一年实体书店经营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这家店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不显眼的店名招牌，不注意就可能错过。（拍摄：申璐）

阿崔说，店里年底几乎每个月都在亏损，但有不少读者会来帮忙，新店的墙是他和几个读者一起刷的，过几天要参加的书市，也是读者帮忙去运书和看摊。

在艾玛的印象中，书店里这样的时刻有过很多。在这里，你不是谁的母亲或女儿，也不是谁的同学或同事，暂时抛开这些身份的限制，很多关于女性本身的讨论就自然发生了。

有次，店里策划了一期关于“女性身体”的书展。来参加分享的读者，从十几岁到五十多岁都有。在活动前，艾玛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年龄跨度，那几个小时里冒出了不同年龄段人对“身体羞耻”的看法。

艾玛记得，有个00后的女生很先锋，她会直接表示“身体羞耻”这个事没有必要直接讨论，因为在她成长的环境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会很频繁地提到“第一次”“处女膜”，这是她的成长环境。而五十多岁的那位女性，则轻声说，“我们当时是不能讨论这些的”。

在这样的线下讨论中，交谈是流动的。没有人刻意安排发言的顺序，话轮会自然在参与者中流转。随时可能会有人提出新的想法，话题于是被延伸到一个从未设想过的领地。

在一次关于“身体感受”的分享上，大部分读者都在讲述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或是遭遇男性凝视的不适瞬间。一个刚读大学的女生提出说，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体和母亲身体的关联。这样的困惑来自于，她觉得二十多岁的自己，似乎还在消耗母亲的身体。“我的身体在一天天成长，母亲的身体在一天天衰老，感觉还在从母亲的身体中吸取养分。”

整晚聊天的焦点继而转向了母女关系。“你会发现，当她非常动容的时候，旁边的姐妹就会轻轻拍拍她的背，分享说‘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是一起在经历’，大家互相出主意，怎么才能让自己更舒服。”艾玛说，在观念的争辩之外，她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流动着的情感连接。

墙上的女性人物照片都是打印出来直接贴上。（拍摄：申璐）

店里也时常会有男性读者进来。

相比于到店的女性读者，男性读者的画像要“丰富得多”。大多数是误打误撞。也有一些，是陪女伴一起来。有的时候，推门进来的两个人似乎都知道来这里要干什么；但更多时候，同行的男方就像是不知道这段行程似的，他只是帮着拎包，坐在懒人沙发上等着，“就和逛街一样”。

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刻。新店开业后的某天，艾玛记得她和阿崔讨论书店的活动策划。有位大叔和女伴推门进来，大叔逡巡一圈后主动询问：“你们在聊什么。”

“我们在聊书、聊阅读、聊女性。”

“聊读书、聊女性，这些都是男人干的事，和你们女的没什么关系。”

店里的空气瞬间就有些凝固。艾玛记得她和阿崔都愣在了原地，回过神来时，同行的女伴已经推搡中，把那个人拉出了店里。

大多时候，发生在这里的对话都是开放的。艾玛回想说，线下的女性主义讨论会比线上更加温和。线上大多言论倾向于情绪的宣泄，而她在和真实的人群接触时，发现更多是观点的碰撞与经验的分享。

“当我还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以及个人思考时，我会非常容易被（线上）争论的声音左右，以至于让自己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而当我和线下更多真实的个体接触后，我觉得我是一点点找到了我想要的女性主义的方向，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

“我到现在也没完全信任他”

自从这家书店开业以来，最大的质疑声就是关于店主的身份。一个男性，选择开一家女性主义书店，究竟是不是在蹭女性主义红利？艾玛没有避讳这个问题。她和阿崔共同打理这家书店不到一年，这期间，他们也在相互试探。艾玛形容说，这很像是“人间观察”。

谈起他们的合作，颇有几分“一拍即合”的随性。

2023年8月，艾玛和朋友约着夜骑，当时她们也没有想好要骑去哪里，很偶然地决定“要不就去之前在豆瓣看到的那家书店”。艾玛记得，那晚她们推门进来时，阿崔正在和几个读者介绍店里的书目。几个女生，学生模样，好像是在加拿大留学。她们和阿崔聊起，在加拿大时（她们）对当地的女性主义运动有些困惑，总觉得是否有些太过激烈。阿崔给她们推荐了几本书。

“这个男的好像真地有在了解这些事情。”那次见面，阿崔留着长发，说话的声音很小，大部分时候，他一直在听，很少主动讲话。“没有那么鲜明的男性气质”，这是艾玛对他的第一印象。

店门口的海报。（拍摄：申璐）

没过多久，那几位读者就离开了。艾玛询问他，这样一家小众的店为什么不参加图书市集试试。阿崔当时说：“我想啊，但是没有人来看店。”就这样，正在工作空档期的艾玛成了“兼职店长”。书店本身并不赚钱，阿崔一般会主动提出报销路费和餐费，其余的报酬就视店当天的营业额而定。

多数时候，艾玛和阿崔的分工很明确。阿崔喜欢选书，对店里书籍的选品很自信；艾玛则更多是负责店面的运营。在艾玛的观察中，阿崔在这个空间里，会有很明显的、有意识的自我审视，他在刻意要求自己不要成为焦点。

比如，店里活动上聊到一些话题时，阿崔大多会主动隐身，他曾表示担心自己的在场本身就会给女性读者造成压力。这种“刻意”也会激起怀疑，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表演”？就连艾玛也并不确定，但这样的“自我审视”本身至少是必要的。

艾玛提起，阿崔在一些事情上有很强的原则性。一家书店的运营可能会经历无数个岔路口的选择。有人说，可以做一些更“适合”女性做的事，比如插花、刺绣、瑜伽之类的，他们会认为这也同样是女性话题，且这些活动明显是更“赚钱”的，希望将书店的受众再扩大到“女性”这个标签上。但这些，阿崔都拒绝了。

“阿崔会比较理想主义。他可能真的是不管不顾，就想开这么个店。”艾玛笑说。聊天中，艾玛会频繁地提到计划做哪些活动，这家店今年该怎么活下去，可以尝试再建立些怎样的合作等等。阿崔对搬家很头疼，艾玛则搬过很多次家，搬店前她大包大揽：“这事交给我。”店内日常的清洁打理，大部分也都是艾玛在做，她笑称对阿崔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持”。

聊到这里时，我们抬头交换了个眼神。

艾玛摆手说：“我懂。”

然后，我们都笑了。艾玛想起，陈朗的那篇悼文出来时，她曾询问过阿崔：“你们家的家务怎么分工？”阿崔当时说：“我们都不干，请阿姨。”

书店发起的活动。（拍摄：申璐）

“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信任他。”艾玛很直白。但她停顿了一会儿，也说：“人都是不完美的。”

“主理人是不是塌房了”

和阿崔的聊天，是在隔天的下午。

在我们提出是否能有这样一次交谈时，阿崔起初是有些犹豫的。他询问说，能不能主要围绕这家店谈，尽量不要谈太多关于他个人的部分。“表达本身就意味着权力。”阿崔很清楚，同样都是开一家女性主义书店，如果主理人是个男的，可能就会受到更多关注。“但这是有问题的。”

这背后还有更实际的原因。去年末，阿崔接连拒绝了很多采访，“没想到网上辱骂的声音那么严重”。某平台搜索栏输入“另一个书屋”后，甚至自发联想的词条是“另一个书屋 骂人”。那段时间，阿崔很困惑，即便他去辩解，网友大多会觉得“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词条”。但事实是，点进词条后，没有任何关于“骂人”的视频。

书店之前举办过的活动。（拍摄：申璐）

主理人的男性身份让这家书店持续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过去一年，书店线上运营的力度很小。一旦有些热度，不少负面的声音就会涌来，“是不是在吃女性主义红利”；可一旦这家店开不下去，也会有调侃觉得，“主理人是不是塌房了”。

我们把和艾玛讨论过的问题也抛给了阿崔。阿崔自嘲说：“如果这件事真的很赚钱，就轮不到我来做了。”他透露，店里开业以来平均每个月的营业额在1万出头，减去买书的成本，纯利润可能不到5000（元）。而这家店铺的租金每月就要7000（元）。“性别议题在网络上似乎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但你会发现，线下真正走进女性主义相关的实体书店的人，没有那么多。”

赚钱的门路不是没有。除了此前提到的扩大“女性”读者范围外，阿崔称也曾有人提出要在店里联合办酒吧，做书店+酒吧的形式。但他也拒绝了，“不确定会来什么人，以及万一喝多了会不会有危险。”

聊到选书时，阿崔明显兴致更高。倒数第二层的书架角落，摆放着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我询问，他会怎么看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近年来在女性群体内部引发的争议。或者说，他是否会对“什么书适合呈现给读者”进行他的筛选。

阿崔听完后，点头表示他的确有过这样的纠结。但他犹豫后还是会把一些书放在书架上，比如曾经的畅销书《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店里也有淘来的样书在架。“它们代表了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些书从今天的视角看，有的甚至可能不完全是女性主义的，但透过它们，我们至少能听到当时的某些声音。”

在选书之外，阿崔会频繁提起他对这个空间的预期。他认为线下书店的优势，有相当大一部分在于提供情绪价值。大多时候，他都会和进店的读者聊天。有些读者在买书后，甚至会和他聊好几个小时。那些时候，阿崔更多扮演倾听的角色。他能感觉到，有些读者明显是在讲述中渴望得到一种认可，或者说为她的选择寻找证据。

“我尽量对进门的每一位读者给予认可。”

“那你是发自内心赞同她们的选择或做法吗？”

“不是”

“那这种支持，不是一种欺骗吗？”

阿崔停顿了一下。“但如果我讲得多，我其实是在用我的经验衡量她（他）所遇到的事情，那就又会变成另一种说教。当她们察觉到问题时，我再提供帮助或支持，这就够了，我不需要教她们什么。”

实际上，不只是阿崔打造了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也在影响或约束着他。开了这家店后，阿崔承认他会频繁地陷入一种自我审查。“你是一个女性主义书店的主理人，人设不能崩塌。”阿崔形容在这种约束下，他会意识到“有些事情可能就是要去做，而有些事就是不能做”。他说自己几乎不会主动加店里读者的微信，除非有合作，都会刻意保持距离，“但开店之前我会很浪”。

店里的书籍。（拍摄：申璐）

时至今日，阿崔称他其实一直在反思，自己有没有理由或资格来做这个事情。当他告诉母亲开店的消息时，母亲的话刺痛了他。“你还没有把我接到北京去生活，你在外面谈什么女性主义。”他从小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母亲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和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阿崔说：“但怎么办呢，我这辈子可能就是没法实现她的期待。”

“我没有让身边的女性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今做的又是件不挣钱的事。”阿崔说，他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这件事。

不断自证的疲惫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会想开这样一家书店。

过去一年中，阿崔在大大小小的采访中被问及这个问题。他重复了几次原生家庭的遭遇——小时候被父亲家暴，单亲妈妈一手带大，生活在一个几乎都是女性的家族里。

重复多了，他也会觉得疲惫，“好像不说出个理由，大家就不相信我为什么开一家女性主义书店”。于是他干脆写了四页纸的内容，打印出来，供每个好奇这个问题的读者翻看。这四张纸已经卷了毛边。这种反复的自证让他很难受，而他也在宽慰自己：“这可能是大部分女性也在面临的境遇。”

书籍旁陈列的插画。（拍摄：申璐）

但这些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阿崔说，每个人做一件事的背后，可能都是复杂的。“我是群星水瓶座，这类人的特点就是想做点独一无二的事情，想被人记住。”阿崔笑说，这个原因他和很多人讲过，也在采访中提过，但不会被写下来。“因为这不符合预设的那套叙事。”但事实是，的确存在这些偶然的冲动。更何况，“这个书店也不完全是我的，我的女朋友有10%（股份），另外两个女性好友各有5%。”阿崔补充说。

对于很多女性而言，她们认识到自己的女性主义身份时，往往和某次亲身经历有关。我询问阿崔，他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具有某种女性主义视角的。阿崔提到了他大学期间的女朋友。“她是某市的高考状元，很优秀，比我优秀得多，但是很多机会不敢争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阿崔说他当时不理解，“她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不能自信一些。”

他补充说，“我在语言上也很敏感。”过年回家时，母亲打趣他“又发福了”。他会反问母亲：“你胖你会说自己发福吗？”母亲回他，只有男人才发福。类似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阿崔坦言，包括自己很多情况下不会感到恐惧和愤怒，这也是一种特权。

书店本身是一个充斥着观念的地方。阿崔说，自从开店后，他看了很多女性主义有关的书。但这些阅读也偶尔让他困惑：“我很难真正区分，哪些是我看书看来的，哪些是我真实感受到的。”

聊天结束前，我忍不住询问，在了解了越来越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境遇后，作为男性的他是怎样的感受。阿崔停顿了一会儿：“下辈子我还有点想做个女性。对我来说，这种‘经验的区别’还挺重要的。”

“我可能不知道，它会带给我怎样的、具体的痛苦。”

推门走出书店时，天色还早，下午的阳光依旧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