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老年痴呆的老知青，嘴里只念叨着一个名字，儿子带他重返陕北

创作声明：本文完全为虚构创作，地名人名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

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像源自AI，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红杏……我的红杏……”父亲得了老年痴呆，嘴里整天就念叨着这个陌生的名字。

我看着他日渐浑浊的眼睛，决定带他回一趟陕北。

四十多年了，那个叫枣花沟的地方，那孔窑洞，还在吗？

01

我父亲陈卫国，病了。

医生给这个病取了个洋气的名字，叫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家请的那个胖保姆，说话实在，她说，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嘛。

确实是痴呆了。

他的记忆，像一块被虫子蛀得到处是窟窿的烂木头，风一吹，就往下掉木屑。

昨天发生的事，今天睁开眼就忘得一干二净。早上刚喝完一碗小米粥，下午就拍着桌子，嚷嚷着饿，说我们虐待他，不给他饭吃。

他有时候，会把我，他的亲儿子陈实，错认成他年轻时在北京某个工厂里的工友，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神秘兮兮地说：“小王，下班了，别回家，走，去我那儿喝一杯去，我藏了瓶好酒。”

有时候，他又会把家里那个五十多岁，体态臃肿的胖保姆，当成当年他们厂里的会计，拉着人家那双粗糙的手，小声地问：“张会计，我这个月的粮票，发了没有啊？我家里还等着下锅呢。”

他的世界，乱成了一锅熬糊了的粥，分不清过去和现在。

但在他那锅乱七八糟的粥里，有两样东西，是清晰的，像熬不化的两颗冰糖。

一个名字。

一首不成调的歌。

天气好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坐在阳台那把吱呀作响的藤摇椅上，晒着太阳，嘴里像念经一样，一遍一遍地，用一种近乎梦呓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念叨着：“红杏……我的红杏……”

念叨累了，他就会哼起一首曲子。那曲子没有词，调子也哼得颠三倒四，七零八落，但仔细听，能听出那股子高亢又苍凉的味儿，是陕北的信天游。

“……下一个卯时你就起身，我知道你走，你不要回头……”

他一边哼，一边用那双干枯得像一对鸡爪子似的手指，在自己的膝盖上，轻轻地打着拍子。那双曾经能拉开一架沉重的手风琴，能写出一手漂亮文章的手，如今，连拿稳一个馒头都费劲。

我看着他，心里不是滋味。

说实话，我跟他不亲。

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他。他年轻时，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身上总带着一股子酸腐的书卷气。

成天不是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就是拉他那架宝贝得不行的手风琴。我妈还在的时候，就总数落他，说他那一套，当不了吃，也当不了穿，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我大概是随了我妈，是个务实的人。

我没他那些文艺细胞，大学毕业后就下海经商，开了公司，做了不大不小的高管，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应酬不断。

我觉得，人活着，就得奔个前程，挣点实在的东西，比如房子，车子，票子。

我一直不理解他，也不想去理解。我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直到他病了。

医生说，这种病，没得治，全世界都没办法，只能拖着。保持心情愉快，多接触一些熟悉的环境和人，或许能延缓病情。

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

他连我这个天天在他眼皮子底下的儿子都不认识了，还有谁，是他熟悉的？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帮他收拾那个堆满了旧书和杂物的书房。在他一个上了锁的、积满灰尘的旧木箱子底，我翻出了一本日记。

日记本的封皮，是深蓝色的硬壳，已经磨得起了毛边，边角都露出了里面黄色的硬纸板。

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它。

日记里，记载着一段我从未听说过的，属于他的，也属于那个荒唐年代的青春。

上世纪七十年代，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叫“枣花沟”的贫困村庄。

还有一个叫“刘红杏”的姑娘。

日记里，他亲昵地叫她“红杏”。

“今天，红杏又来我们知青点送自己家树上打的枣了。她把最大最红的几颗，偷偷塞给了我。她冲我笑，牙齿真白，像雪。”

“我给红杏拉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她听不懂歌词是什么意思，但她听得很认真。她说，这洋曲子，比村里二叔公办丧事时吹的唢呐好听。”

“红杏说，她喜欢我。她拉着我的手，跑到了窑洞后面的那个山坡上。天上的月亮，真圆，真亮，像个大银盘。我抱着她，她身上有股好闻的皂角味。我们说好了，等运动结束，我就带她回北京。”

日记的最后，停在了1978年的秋天。

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字迹非常潦草，像是匆忙中，用尽全身力气写下的。

“等我，我安顿好就回来接你。”

我合上日记本，感觉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堵住了，又酸又胀，说不出的难受。

我走到阳台，看着那个还在哼着信天游的，已经变得像个孩子一样的父亲。

我突然想知道，那个叫红杏的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叫枣花沟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冲动的决定。

我向公司请了一个长假，把所有的业务都交给了副手。

我要带他，回一趟那个叫枣花沟的地方。

不为别的，就为了让他那锅已经快要凉掉、快要凝固的记忆之粥里，再多一点点，哪怕只有一点点的热气。

02

去陕北的火车，是绿皮的，速度很慢。

车厢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泡面味，汗味，还有劣质香烟的味道。

“哐当，哐当”，火车碾过铁轨的接缝，像一个永远走不动路的老头，不停地叹着气。

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他只是呆呆地，透过那扇满是划痕的玻璃窗，看着窗外那些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

有时候，他会突然清醒过来。

他指着窗外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山，对我说：“实啊，你看那山。当年，我们就跟那样的山较劲。一锄头下去，半天挖不出个坑，手上全是磨出来的血泡。”

他又指着远处的一个看起来很破败的小村落：“当年我们住的窑洞，就跟那差不多。冬暖夏凉，就是黑，白天都得点煤油灯，熏得人鼻孔里全是黑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会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奇异的光彩。

但这种清醒，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非常短暂。

更多的时候，他还是那个痴呆的老人，嘴里轻轻哼着那支不成调的信天游，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打着。

我们到了当年的延川县城。

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

高楼大厦，取代了低矮的土坯房。宽阔的柏油马路，代替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黄土路。

我扶着他，站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他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和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眼神里充满了茫然和困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

“这……这不是延川啊。”他喃喃地说，“延川没这么高的房子。”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

我跑了县志办，又托人找了几个上了年纪的本地老乡打听。

才终于，在一个已经快要退休的、在档案室工作的老干部的嘴里，确认了“枣花沟”这个已经快要从地图上消失的名字。

老干部戴着老花镜，翻着一本发黄的记录册，对我说：“枣花沟啊，那地方，穷得很。年轻人早就都跑出来了，没剩下几户人家了。路也不好走，全是土路，下雨天车都开不进去。你们去那儿干啥？”

我说，我爹以前在那儿插过队，想回去看看。

我们租了一辆底盘很高的国产越野车。

在颠簸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开了足足三个多小时。车子扬起的黄土，像起了雾一样。

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黄土高坡，一道道深邃的沟壑，像大地巨大的、苍老的皱纹。

当那几排熟悉的、标志性的老窑洞，出现在我们视线的尽头时，一直沉默着的父亲，突然变得异常激动了起来。

他指着车窗外，声音都在发抖。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枣花沟！我闻到这味儿了！”

踏上枣花沟这片贫瘠的黄土地的一瞬间，我感觉父亲好像变了个人。

他的精神状态，似乎一下子好了很多。

他扔掉了我硬塞给他的拐杖，步子虽然还有些蹒跚，但却走得很稳，甚至比我还快。

他像一个热情而专业的导游，拉着我，给我介绍着这个他生活了近十年的地方，每一个角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看，那儿，那片空地，就是当年的打谷场。秋收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在这儿打谷子，热闹得很。晚上，没电，我们就点上篝火，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知青，就在这儿，给乡亲们唱歌，跳舞。”

“那排窑洞，看见没？从这边数，第三孔，就是我们知青点。我住最边上那孔，窗户正对着后山的那片枣林。”

“还有那口井，看见没？现在已经干了。当年，全村就那一口井，水特别甜，凉飕飕的。每天天不亮，村里的姑娘们就排着队去担水，嘻嘻哈哈的，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午后的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仿佛看见了四十多年前，那个穿着一身蓝色工装，意气风发，给乡亲们拉着手风琴的北京青年。

在父亲断断续续的讲述和指引下，一段被岁月尘封的青春往事，像一幅褪了色的、破旧的画卷，在我面前，缓缓地，一点点地展开。

我知道了，父亲当年是他们那批知青里，最与众不同的一个。他会拉手风琴，会写诗，会讲一口流利的、带着京腔的普通话。

他用一架从北京背来的、破旧的“英雄牌”手风琴，和一首首在当时听起来很新鲜的北京歌曲，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了全村最大胆、最漂亮、也最泼辣的姑娘——刘红杏。

他们在金黄的打谷场上，借着给生产队干活的名义，偷偷地见面。

他们在窑洞后面的那个长满了酸枣树的、无人的山坡上，借着清冷的月光，许下了非卿不娶、非君不嫁的海誓山盟。

父亲说，红杏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亮得很。她的辫子，又粗又长，黑得发亮。她笑起来的时候，有两个小小的酒窝，甜得像蜜。

但故事的结尾，却是模糊的，破碎的。

父亲的记忆，到了这里，就像一台卡了带的老式录音机，开始颠三倒四，语无伦次。

他只记得，1978年的那个秋天，他突然接到了可以返城的通知。

他和红杏，为此大吵了一架。

红杏哭着，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她说，你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北京那么大，那么好，你不会再想起我们这个穷山沟了。

他说，他必须回城。他的母亲生了重病，家里来了电报，需要他立刻回去照顾。

他只记得，自己是在一个起了大雾的清晨，天还没亮，就偷偷离开的。

他没敢跟红杏告别。

他怕看见她哭的样子。

他日记的最后一页，那句“等我，我安顿好就回来接你”，像一个无声的、苍白无力的承诺。

可这一走，就是四十年。

他不知道，在他离开的时候，红杏的肚子里，已经悄悄地，有了一个小小的生命。

03

我们一路打听，找到了当年刘红杏家的那孔窑洞。

窑洞已经被翻新过，墙壁用白灰刷得雪白，破旧的木窗也换成了明亮的玻璃窗。门口用半人高的篱笆围了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种着几株高大的向日葵，开得正艳，像一张张金黄的笑脸。

看起来，很有生气，不像没人住的样子。

一个正在门口石头上纳鞋底的邻居大娘，看见我们两个陌生人，好奇地抬起头，问我们找谁。

我说明了来意。

大娘恍然大悟，放下了手里的活计。

“哦，你们是找红杏啊！哎哟，那你们可找错地方咯。红杏现在不住这儿了，她可是我们这儿的大能人，大老板，早就在镇上盖了大房子，搬到镇上去住了。”

“不过啊，”大娘又说，语气里带着几分羡慕，“她这孔老窑洞，一直没卖，还花钱让人打理得好好的。她隔三差五的，还会回来住上几天。她说，这里是她的根，不能忘了。”

大娘咂了咂嘴，压低了声音，又神秘兮兮地补充了一句：“今天好像她家来客人了，她那个当大官的兵儿子，开车回来了。那车，黑色的，亮得很，比镇长坐的还好呢！”

听到“儿子”两个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也没多想。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人家结婚生子，再正常不过了。

我搀扶着父亲，走到了那孔既熟悉又陌生的窑洞前。

父亲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

他那双因为老年斑而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孩童般的期待和胆怯。

他挣脱开我的手，颤颤巍巍地，一个人，走到了那扇漆着红漆的木门前。

他抬起那只干枯的、布满老年斑的手，却迟迟不敢敲下去。

“红杏……红杏啊……你在家吗？”

他像四十年前那个青涩的少年一样，用带着浓重京腔的口音，对着那扇紧闭的门，小声地，试探性地，呼唤着。

窑洞的门，“吱呀”一声，从里面被拉开了。

门口的光线，有些暗。

我扶着父亲，眯着眼，往里看。

门口，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那个满脸皱纹、步履蹒跚的老太太。

站着的，是一个身姿挺拔如松的年轻军官。

他大约四十岁左右，穿着一身笔挺的、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军装，麦色的皮肤，棱角分明的脸庞，眼神明亮而锐利。

他的五官轮廓，和他身上那股子英气勃发的气质，竟和……竟和我父亲年轻时照片上的样子，有着惊人的、近乎七八分的相似！

陈卫国彻底愣住了。

他那已经开始混乱、衰退的大脑，在这一刻，似乎彻底宕机了。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既陌生又无比熟悉的年轻军人，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一个被卡住了发条的旧玩具，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巨大的、无法理解的困惑和茫然。

他指着那个年轻军官，缓缓地回过头，用一种近乎求助的、孩子般的眼神，看着我，他的儿子陈实，嘴里喃喃地、颠三倒四地问道：

“实……实啊，这……这是谁？我……我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当过兵？”

我的脑子里，也“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看着眼前这个和我父亲年轻时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军官，一个荒唐的、却又无比真实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脑海。

那个年轻军官看着眼前这个痴呆的老人，那双锐利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我看不懂的情绪。有好奇，有审视，有疏离，还有一丝……隐藏得很深的，不易察觉的激动。

他没有回避，也没有惊讶，仿佛早就预料到了我们的到来。

他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沉稳，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穿透力。

“你好，我是刘向东。我母亲，是刘红杏。”

他并没有直接点破那层薄如蝉翼的窗户纸，而是侧过身，把已经完全呆住的我们，请进了窑洞里。

窑洞里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地上铺着光洁明亮的地砖，墙壁也用白灰粉刷过，显得很亮堂。现代化的家具和古老的窑洞结构，结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墙上，挂着几张用精致的木相框裱起来的照片。

一张是黑白的，照片上，是一个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的年轻姑娘，正靠在一棵开满了花的枣树下，笑得像天上的太阳。那就是年轻时的刘红杏，她的眼睛，真的像星星一样亮。

另一张，也是黑白的。一个穿着旧式军装的、面容憨厚朴实的男人，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背景是雄伟的天安门。

我心里一沉，猜想，那应该就是刘向东和他的养父了。

还有一张是彩色的全家福。一个看起来雍容华贵、气场十足的老太太，坐在正中间的太师椅上，她的身边，站着的就是刘向东，和他漂亮的妻子，以及一个看起来有十几岁的、穿着校服的儿子。一家人，笑得很幸福。

那个老太太，虽然满脸皱纹，头发也花白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就是刘红杏。

只是，她的身上，已经没有了当年那个陕北农村姑娘的影子。那是一种久居上位者才有的，威严和从容。

刘向东给我们倒了两杯热茶，茶香四溢。

然后，他看着我，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像是在讲述别人故事的语气，说起了那段被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往事。

当年，我父亲陈卫国走后没多久，红杏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一个姑娘家，未婚先孕，是要被全村人的唾沫星子淹死的，是天大的丑闻。她的父母，气得要打死她，要把她浸猪笼。

可红杏的性子，烈。像黄土高坡上的野草，越是干旱，长得越是顽强。

她顶着全村人的白眼和唾骂，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

她给他取名“向东”。

向着北京的方向。

后来，村里一个从部队复员回乡的老兵，也是当年众多暗恋红杏的小伙子之一，一个憨厚老实的男人，不顾家里人的强烈反对，用最隆重的礼数，娶了她。

那个善良的男人，将刘向东视如己出，给了他一个完整的童年，和一个父亲能给的所有父爱。他教他读书，教他做人，告诉他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可惜，好人不长命。

在刘向东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养父因为早年在部队里落下的病根，复发去世了。

从那以后，红杏就一个人，拉扯着儿子。

她一个女人家，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狠劲，从开村里第一家小卖部开始，到后来办砖厂，再到承包乡镇企业，一步一步，成了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女强人，受人尊敬的“刘总”。

她一直没有再嫁。

她也从来没有在儿子刘向东面前，说过我父亲陈卫国的半句坏话。

她只是在儿子问起亲生父亲时，告诉他：“你爸，是个有才华的好人。只是那个年代，我们没缘分。”

04

就在这时，窑洞外，传来了一阵汽车的引擎声。

刘向东站了起来，说：“我妈回来了。”

我扶着还在发呆的父亲，也站了起来。我的心，跳得很快，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一个穿着讲究，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看起来雍容华贵、气场十足的老太太，从外面走了进来。

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有神，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当她看到窑洞里，那个痴痴呆呆，头发花白，苍老不堪的陈卫国时，她的身体，明显地晃了一下。

但她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那双曾经明亮如星的眼睛里，瞬间涌上了万千种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怨恨，有委屈，但更多的，是一种绵延了四十年的，已经深入骨髓的，深深的思念。

“红……红杏……”

陈卫国在看到刘红杏的一瞬间，那双浑浊的眼睛，突然爆发出了一阵惊人的光亮。

他像个做错了事，终于见到家长的孩子一样，挣扎着站起来，走到她的面前，咧开嘴，露出了一个傻傻的，讨好的笑容。

“红杏……我回来了。我给你带了手风琴……我还学会了新的曲子，我拉给你听……”

他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他的记忆，停留在了那个他不敢告别，偷偷溜走的大雾的清晨。

刘红杏看着他，看着这个让她爱了一辈子，也等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的男人。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但她没有哭。

她只是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得厉害。

“嗯，你回来了。”

她轻轻地说。

“我等你，等了很久了。”

那个下午，陈卫国拉着我特意从北京带来的那架崭新的手风琴，在窑洞前的空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拉着那首他早已忘了歌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琴声颠三倒四，不成曲调，像一个初学者的胡乱弹奏。

刘红杏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静静地听着，脸上带着淡淡的，看不出是喜是悲的笑。

我和刘向东，这两个身上流着同样血液，却素未谋面的“兄弟”，站在一起，看着眼前这荒诞又心酸的一幕，相视无言。

没有激烈的质问。

没有痛哭的相认。

所有的怨恨、等待和遗憾，都在那不成调的琴声和远处山坡上传来的信天游中，悄然消融，和解。

父亲在陕北，待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是他生病以来，精神状态最好的一个月。

他每天都跟着红杏，像个小跟屁虫。她去厂里视察，他就跟在后面，像个尽职的保镖。她去地里看庄稼，他也跟在后面，帮她递水，擦汗。

他还是会时而糊涂，时而清醒。

但他不再整天念叨“我的红杏”了。

因为，他的红杏，就在他身边。

最后，在一个安静的、阳光很好的午后。

他坐在窑洞门口的那把老摇椅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着刘红杏坐在他旁边，用苍老的、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嗓音，给他哼唱着那首他最爱听的信天游。

“……下一个卯时你就起身，我知道你走，你不要回头……”

唱着唱着，他就在歌声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脸上，还带着一丝满足的，孩子气的微笑。

我按照父亲的遗愿，将他的骨灰，一半带回了北京，安葬在了我母亲的旁边。

另一半，则永远地，留在了枣花沟那片贫瘠而又深情的黄土地上。

和他那段被遗忘，却又被铭记了一生的青春，葬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