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HIV感染上升背后：被忽视的需求与无解的困境

2025年商丘邮储银行理财经理王某姗自缢身亡案，撕开了金融安全的一道裂口。这位从业多年的理财经理，竟能在2017年至2025年间暗中挪用储户资金超3000万元，直到自杀后骗局才浮出水面。更令人痛心的是，其丈夫随后也烧炭自杀，留下两个幼女，数十个家庭的积蓄付诸东流。储户们的灵魂拷问振聋发聩：为何银行职员能随意转走存款？为何银行总能置身事外？当存款安全都无法保障，银行存在的意义何在？

银行职员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核心在于内控体系的全面崩塌。王某姗的作案手法并不复杂：以“贴心服务”博取储户信任，套取身份证、网银密码等关键信息，通过频繁买卖理财产品、跨账户划转等方式转移资金，再以“人多”“系统升级”等借口拖延储户取款，掩盖资金缺口。这种持续八年的操作，暴露了银行风控的多重漏洞——大额交易监测系统形同虚设，对账户异常流动毫无预警；授权流程依赖员工互信，缺乏交叉验证；甚至对职员长期“贴身跟随”储户、干预取款等反常行为视而不见。类似案例中，有的银行还开设所谓“代办业务”，直接让职员掌握储户账户密码，为挪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更让储户寒心的是，银行总能以“个人行为”为由推卸责任。商丘金融监管分局的答复称“暂无法认定银行制度执行违规”，这与诸多同类案件的处理逻辑如出一辙。银行往往将责任归咎于职员个人贪欲，宣称其行为“超出授权范围”，试图切断个人行为与银行责任的关联。在山西某农商行案件中，储户1200万元被职员转走，法院竟判决储户承担八成责任，理由是“未尽到注意义务”。这种裁判逻辑颠倒了权责关系：储户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存款，银行本应承担资金安全的首要责任，却将风险转嫁为储户的“谨慎义务”。即便银行曾因违规被处罚，也极少在民事赔偿中承担主要责任。

银行存在的核心意义，本是充当资金安全的“守护者”与社会信用的“中枢”。从理论上讲，银行应通过严格的监管体系、技术防护和内控制度保障存款安全，存款保险制度更应成为最后防线。但现实中，部分银行重业绩轻风控，为揽储纵容违规操作，将储户信任异化为敛财工具。当存款安全沦为空谈，不仅是个体家庭的悲剧，更是对金融信用体系的重创。储户被迫耗费数年时间打官司，即便胜诉也可能面临执行难，这种维权困境正在消解公众对银行的信任。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存款安全是银行的立身之本。王某姗案并非个例，它警示我们：银行不能只追求利润增长，而忽视风控建设；监管不能止于事后调查，而应强化事前预防与事中监督；司法更应厘清权责边界，让银行承担起应有的安全保障责任。唯有如此，才能让储户的存款真正“睡得安稳”，才能让银行重拾公众信任，回归其作为金融守护者的核心使命。否则，当信任崩塌，银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