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科幻小说家患上「老年痴呆」

2022年9月，韩松在微博宣布，自己确诊了认知症，「认知异常」、「日常生活异常」。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老年痴呆」。

患病3年后，2025年10月，《人物》在北京大郊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韩松。

文｜

林松果

编辑｜

姚璐

图｜

（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我不记得了」

一位59岁的「失智症」患者，如何度过他的一天？

一夜并不安稳的睡眠过后，他很早起床，早餐是简单的饼干和咖啡。出门前，他一定会戴上口罩，防止外出时感染、引起肺炎。从家到单位的这条路，他走了好多年，但现在他必须非常注意——因为一不小心，他就会在曾经最熟悉的地铁站迷路，会在路边摔倒，会在地铁上忘记东西，甚至莫名其妙丢掉行李。前几天，他刚丢掉了用了许多年的医疗卡。

到了单位，午餐和晚餐，他常常吃剩饭，准备一保温盒的饭，能吃上两三天——去食堂打饭或点外卖，都要走上十分钟，太累。出去会见到人，这也令他害怕。一天要吃十几种药，装在药盒里，家里和办公室都备着。他还会带上纸尿裤，无法控制大小便，这也是身体的变化。

他是个爱吃的人，口味包容，常常赞美食物「太好吃了」，但疾病剥夺了他享用美味的可能性。他不再能吃大块、硬的食物，尤其是肉。吞咽功能在退化，好几次都很惊险，噎住了，「体验到了那种致命的感觉」，自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了回来。

大脑病了。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接受。但对这位病人来说，要接受它更为困难。

他是韩松，有两个著名身份。他是记者，是新华社的一位干部；也是一位科幻作家，出版过几十部作品。过去40年，他的大脑始终在以异于常人的勤奋程度，熊熊燃烧。

2018年冬天，我第一次见到韩松。当时他讲到自己的生活日常——在新华社，他管理一个300多人的部门，很忙，经常早上5点出门，坐第一班地铁到单位，从清晨忙到深夜，不停看稿。他在诗里写自己，「你神色慌张地潜入地铁，穿廉价夹克衫和牛仔裤，一个革质挎包是你永恒的装束。里面胡乱塞着，一叠稿纸，两支圆珠笔，三包头痛粉和一本《新华文摘》。」

但就算这样忙，他依然会在每天出门前，写一两个小时的小说。因为完全是在夹缝中创作，他没有写作癖好，「我随时能写」。坐地铁时，他用手机写；坐飞机时，把电脑放在膝盖上写。之前许多年，他一直住在一个六层砖楼顶层的80平老房子里，冬天暖气不够，他就坐在床上的一堆被子里写。

倚马可待、运笔如飞。写作是他谋生的手段、存在的意义、人生的底色。但现在，衰退降临了。

2022年9月，韩松在微博宣布，自己确诊了认知症，「认知异常」、「日常生活异常」。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老年痴呆」。这个消息很快登上微博热搜，很多媒体联系他。他说，「科幻作家得老年痴呆好像是一个很棒的新闻选题」，他也很想分享，但太累了，没有力气和情绪跟人见面、说话。

患病3年后，2025年10月，《人物》在北京大郊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韩松。他穿着一件很厚的冲锋衣，戴着标志性的鸭舌帽，整个人缩着，脸上有一种深深的疲惫。马上就要60岁了，这个年纪并不大，但疾病和疲惫，会让人显得更为苍老。咖啡店店员不知道他是谁，称呼他为「老先生」。

在我们谈话的两个多小时里，他说话声音很轻，语速很慢，一直低着头。时不时会把眼睛往上抬，透过镜片来看我。他的回答变得很简短，会重复一些字句，谈到许多事他都会说，「我不记得了」。

记忆在大片大片地剥落。我们见面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他说，他一直在努力回想一位同事的名字。那是一位资深的、也很知名的编辑，他们共事了很多年，相当熟悉。当年同事评职称，推荐语就是韩松写的。同事即将出国，几位熟人约了吃送行饭。但这一整天，韩松都在脑海中苦苦搜索他的名字，但就是想不起来。

遗忘像雪花，随机覆盖了人生的记忆。他记不起大量的人名，有的今天还记得，明天就忘了；有时会忘记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人，比如他的直系下属和上司；他忘记了一部分输入法，忘了怎么操作APP；最惊险的一次，是在一次会议上，他要发言，必须要说出新华社一位重要领导的名字，但他忘了，惊险地糊弄了过去。

从2022年夏天确诊认知症开始，他心惊肉跳地度过了三年。

韩松的诊断证明

确诊

一切都开始得毫无征兆。

2022年6月15日，韩松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看哮喘。这是一次司空见惯的就诊。这家医院是他最常去的医院，而哮喘，是伴随了他一生的疾病，几乎每年他都要因为哮喘去几次医院。那天看完病，时间还早，他突然想到，最近自己老忘事儿，就临时挂了个神经内科的号。

结果却出乎意料。他接受了一整套测试，包括记忆、语言、执行功能……大夫告诉他，他的认知真的有问题。

他不相信，又挂了更贵的专家号。这一次，一位老专家给出了「宣判」：「老年痴呆」、「认知障碍」。他很难接受，拿着结果跟专家讨论，「你看我的检查，中间有一项得分还可以」。老专家说话也毫不客气，「要是都不正常，那你不就全傻了？」这句话太直接、太刺痛，韩松告诉《人物》，这几年，很多话他都忘了，但这句话他一直记得。

认知功能筛查一共六个项目，筛查结果显示，他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长谷川智能检查、日常生活能力、画钟测查等五个项目中，结果均为「异常」，仅在一项立方体组合测验中得分「中等」。这份报告的结尾处写着：「认知筛查异常，日常生活能力异常」。

接下来几个月，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开始发生。

他开始经常掉东西。为了提醒自己，他在书架上贴了一张纸，「出门不要忘记的东西：身份证、手机、眼镜、帽子、口罩，裤子要系条腰带，哮喘药及其他必备药、钱包」。

迷路也变得频繁。北京的宣武门和崇文门地铁站，是他30年来上下班的必经之地，再熟悉不过了，但那时，他开始分不清方向。2022年9月，他本该在宣武门下车，却连续两天坐过站到了菜市口，或者干脆坐反方向。他在微博上写：「对于《地铁》的作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是一种耻辱。」《地铁》是他备受赞誉的中短篇小说集，灵感就是他通勤时的想象。

最令他警醒的信号，是他好几次走进了女厕所。有一次他和同事出差，在杭州萧山机场，他径直走了进去，在里面上完厕所，又大大方方走出来。无论是女厕所的标识，还是厕所里不一样的蹲位，都没有让他意识到不对。等在外面的同事发现了异常，他也感到后怕，「我怎么都解释不通，不管从哪方面来讲，我肯定都出了问题。而且万一被抓住，说我去女厕所……我说都说不清楚」。自此，他终于正视生病的事实，开始规律吃药。

作为一名认知症患者，确诊之初，韩松呈现出这样巨大的震惊、情感上的难以接受，这完全可以理解。

著名美国人类学家凯博文，照顾了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妻子琼十年，后来把照护经历写成了一本书《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兹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在书里他写：「重性疾病的早期阶段总会给人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而且是一种创伤性经历。」

但其实，韩松确诊的「失智症」，还不完全等同于阿尔兹海默症。失智症有上百种类型，最常见的，除了阿尔兹海默症（AD），还有血管性失智症（VD）、额颞叶失智症（FTD）、路易体痴呆（DLB）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病原因和症状都不同，但都会造成神经细胞死亡。而死亡的神经细胞无法再生，所以一旦患病，无法复原，这就是认知症不可逆的原因。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认为，韩松有70%的几率是阿尔兹海默症，还有30%的几率是血管性失智症。但他尚处在发病早期，无法通过影像学来明确诊断，医生建议腰穿，取脑脊液检测。但韩松觉得，这听上去很可怕。

1906年，一位叫阿尔兹海默的德国医生，发现并定义了阿尔兹海默症，这是一种脑内神经细胞逐渐死亡的、不可逆的疾病。从那时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仍未参透大脑这台精密仪器的运作。因此，至今也没有药物或手术可以治疗这种疾病，最多只能延缓。

韩松说，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说，细究自己到底是哪种认知症，毫无意义，「不管是哪一种，结果不都一样吗？全世界都没有治疗办法，人最终的结局都是，逐渐退化、认不出人，最后不能自理。」

图源剧集《漫长的季节》

宿命

作为一个科幻作家，韩松相信宿命。即使在他年轻健壮时，也总有种末世感——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包里永远塞着手电筒和硬盘，他说，怕一场大地震，所有东西都毁了。这看似奇怪，但也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韩松自幼体弱。几年前，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谈过，他小时候得过肺炎，没治好，转成了哮喘。发病时窒息感强烈，像在氧气稀薄的高原，像憋在水里，但用药之后马上就好。所以直到今天，无论去哪，他都需要随身带着哮喘药。对他来说，呼吸似乎不是生而拥有的权利，随时会被收回。

13岁那年，他住过一个月的院，每天躺在床上，沉迷于孤独和幻想，也目睹其他孩子死去。他说，「白布一裹，小小尸体放在医院走廊地上，像一件人世间淘汰的物品，将运往别域」。

正是疾病和死亡，在童年时塑造了韩松的价值观，让他看待世界的目光，没那么正确和积极，而是有悲观和怀疑。他说，人是一件暂存于世间的行李，「人的内核似乎童年时就定了……后来生活修改的是一些表象性格，内核没法修。」

这种宿命感，也贯穿了他的所有作品——17岁，他在作文里写，亲眼目睹了铁路上的尸体；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写下小说《再生砖》，讲建筑师用废墟瓦砾、麦秸和遇难者尸体制造了新型建筑材料，在灾区大规模推广，后来甚至变成产业与艺术品；1996年，他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爬上417米的纽约世贸中心，第一感受是「这地方不可能持久」，很快写下了《火星照耀美国》，想象2066年美国衰落，纽约世贸中心倒塌，而这个预言在5年后应验。

更具代表性的，是2016年到2018年，韩松接连出版了「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这些故事里，医院不再是治病救人的场所，而是一个主宰人类生老病死的、无孔不入的庞大系统。他写：「这儿所有的居民，都秉持药时代的基本公共理念：一、人人都有病；二、病人无一用；三、病实无法治；四、有病必须治；五、无病就是病；六、大病即无病。」

科幻作家宝树是韩松的后辈。《人物》问宝树，怎么评价作为科幻作家的韩松？宝树说，他20多年前开始读韩松，当时就觉得他很独特——那么多科幻作家，很难说谁写得最好，但大多数科幻作家，比如刘慈欣和王晋康（王晋康是石油机械工程师，科幻作品大多关乎生物学、天体物理、宇宙科学），写的是读者熟悉和期待的硬科幻，是面向未来的。而韩松的作品更先锋、更挑战人，有暗黑和阴湿的气质，更多是对人性的发掘，读完会觉得「科幻还能这么写」。「你读他的小说，里头一个人要到一个地方去，你期待发生很精彩的事情，但结果很奇怪，和期待完全不一样，你又觉得有味道。就像一个梦境，是偏灰暗的，甚至是噩梦，但它又有神秘的、怪诞的吸引力。」

学者戴锦华说，刘慈欣和韩松，代表了不同的美学风格、科幻趋向和价值，「一种是想象力意义上的应用文，另一种是作为社会预警的小说。」

宝树也从小多病，在血液病房里住过，见过死亡，他能理解韩松作品里的某些气质，「经常生病的人，能看到死亡和生命另一面的阴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和健康人是不太一样的。」

宝树说，韩松的很多作品里，都有对人体的迷恋，但那不色情，不是大卫或维纳斯那样的情欲投射，而是对人体的肢解、变形、扭曲。他写性，并不是直接的欲望表达，而是在反思中解构欲望。

韩松自己也说过，病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而他在生病中感受到的，只是对现实的惘惑，以及无能为力。「我对附着在自己血肉之躯上的这条生命感到奇怪。我就是用它来观察和体验世界的。但它靠得住吗？它不请自来，常常难以卸载，却又可以轻易卸载。」

如果说韩松的前半生是被疾病的童年塑造，那么他的后半生，也始终被某件事牵引。

关注韩松微博的人都知道，2015年开始，他的微博出现了倒计时，每条微博开头都是一个数字，每天都比前一天少。倒计时清零日，是2022年8月28日，他的57岁生日。

确诊认知症后，他发了一篇长微博，解释倒计时的原因——2002年，韩松37岁，去贵州屯堡（一个明朝军垦遗迹）游览，偶遇一算命先生。先生第一句话就吸引了他，「你父亲不在了。去年，2001年，见到孝服。」他心头一震，确实。算命先生又说，「有好运，提拔，工作上升了一级」，是的，他刚升任新华社对外部国内室主任。

接下来，老人准确说出了他过往人生的重大事件：17岁到27岁走「文昌运」（他17岁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26岁，作品《宇宙墓碑》获得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首奖）；27岁开始走好运（到新华社工作，并遇到了赏识他的上司）。

老人还预言了他未来的人生，他随身带着小本，全记了下来，日后回看，预言准确：2003年，他去《瞭望东方周刊》担任副总编辑，事业跃上台阶；2006年，他41岁，如老人所言「生财、提拔」；2009年，他迎来大运，陆续出版了《地铁》等一系列此前出版困难的小说，随后各种大奖接踵而至，还成了科幻届的「四大天王」。事业上，官至厅局级，拿到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老人还说了些别的，比如他的个性、身体、人际关系、婚姻家庭，甚至是哪年会出国，给出了具体时间，「后来竟然也逐一『应验』，让人惊得要掉下巴」。

但老人的话里，也藏着最冷的刀锋——只说到他57岁，之后怎样，他不再讲。随着预言逐一「应验」，韩松越来越相信，老人洞悉了自己的命运。2022年，他57岁，人生就要结束了。因此，他从2015年开始倒计时，提醒自己，7年为期，生命有限，「希望余下的光阴里，抓紧做些事情」。

然后就是2022年夏天，他57岁，确诊了认知症。他写，「不确定这是证明了命运的存在，还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科学法则」。

韩松与王晋康 韩松与王晋康

衰退

确诊时，韩松还在新华社工作，同时还在科幻文学界担任诸多职务，比如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他是靠大脑维生的人，是靠写作在世上活着的人，写作是他存在的方式。当大脑出现问题，人该如何自处？

这3年，每天，他依然从北京东四环附近的家，坐地铁到位于宣武门的新华社。他的办公室，在一栋大楼的15层，窗外视野开阔。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正局级干部，他仍管理着近70个人，理论上，整个部门几百人的稿件，他都要负责。每个月有一半时间，他都要在办公室值守，审稿到凌晨，夜里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雪花一样的稿件，宣告着国家的声音，而在整个审校流程中，他是最后的把关人。

他是个相当有职业责任感的人。2018年和《人物》的那次访谈中，韩松说，新华社的工作，是他投入最多的部分，他非常认真去做，而不是混日子，「哪怕是很烂的一个稿子，我都会想把它做得十全十美」。如果有一天，工作和写科幻冲突了，他肯定选工作。

但现在，履行这份职责变得困难。每天上午，他头脑会清明一些，精力还能集中，到了下午就很难工作，经常就是躺着，看着黑掉的电脑屏幕发呆。他坦诚地说，看稿子令他力不从心，「好多文件和稿子，我看不明白，或许它比以前复杂了，总之我理解不了。以前我能看出来的（问题），现在也看不出来了。」

他逐渐丧失的另一个技能是打字。新华社有独创的输入法「新华码」，1992年发明，用起来很方便。过去，韩松一分钟能盲打150个字，他习惯随身带电脑，因此留下了许多完整而珍贵的会议记录。而现在，因为遗忘，打字变得困难，他需要在网页打开一个新华字典，再切换到拼音输入法，思维与速度均受影响，对写作者而言，「这是一件特别遗憾和痛心的事情」。

更难的是出差。出差是记者的日常，他去过巴西和南极，抵达过无数新闻现场。而现在，旅程中，他可能丢东西、迷路、尿失禁、吃饭被噎住……上网订票订酒店值机、APP登记注册这类的事情，过去可以完成，但现在，他已理解不了，都需要同事代劳。最近一次，他担任某个文学奖的评委，对方要付他一些费用，但需要他填一个税务单，他努力了很久，最后还是弄错了，无法完成，最后那个钱，他不要了。

但就算如此，2025年，他还是去了广东、浙江、海南等地出差，完成了一些报告。同事们知道他的病情，出差之前，会有人给分社打招呼，「你们要照顾好他」。但大家不会在他面前直说，只是客气地问：「韩老师，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一位曾和韩松一起出差的新华社记者告诉《人物》，在途中，他觉得韩松相当友善，甚至有点朴实和拘谨，看不出异样。但实际上，韩松说，他很累，很崩溃，很低落，「以前会很期待，现在只是觉得，其实没什么意思。」

这种崩溃和低落背后，有它的医学逻辑。

阿尔兹海默症的特征，是掌管记忆的海马体出现了萎缩。海马体，可以被理解为人脑的「编码器」——当海马体受损，新的信息无法被转换为能够储存在大脑皮层的形态。就像一台坏掉的摄像机，无法把影像存入硬盘。韩松就正在经历这种「编码失败」。

他也发现，自己无法连贯地朗读文章，「词与词、句与句之间接不上」。2025年7月，他为自己的新书《看的恐惧》录了一段视频，视频看得很清楚，他已无法脱稿表达，而是在读一份逐字稿，但词与词之间会有几秒的停顿，他在用力辨认那些字。

更令他沮丧的，是人格的「异样」——作为知名作家，韩松常常被提到的特质是谦逊、温和、真诚，他是科幻作家里最好打交道、最不会拒绝人的那个，生病之后，他还经常稀里糊涂地答应别人的请求，比如参会、写文章，但等他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做不到，又感到后悔。

作为局级干部，理论上他有很多就医的便利，但他说「自己不会搞关系，不会和人打交道」，生病这几年，他不认识任何一位医生，每次去北大医院看病，都是挂到谁的号就看谁。

但认知症，也让他的情绪变得难以自控，他开始表现出攻击性。他告诉《人物》，一次在地铁里，他指着一个陌生人说，「你给我让座」，对方看到他的样子，表示理解，让给他了。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不可思议，以前他是主动让座的人，现在，为什么成了这样？

医学可以解释这件事——因为前额叶受损，病人的情绪抑制功能会失效；因为海马体受损，病人无法独立生活，感到茫然无助，就会变得易怒。凯博文也在《照护》里写，疾病带来的挫败感，会让患者一次次勃然大怒、自我戒备心很重。「对于那些重疾缠身的人来说，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而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中则尤其明显。」

但这对一个曾如此追求体面的人来说，是自尊心的巨大创伤。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微博提到的词是「沮丧」。我们见面时他说，过去一年，他最常出现的情绪是低落，这和身体和精神的状态都有关系。

韩松新书《看的恐惧》

最残忍的剥夺

关于认知症如何剥夺人的头脑，最著名的案例或许是康德。这位德国哲学家，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终身都在思考「人类怎样才能更好地生活」、「人类的理性从何而来」，被称为西方哲学史的「蓄水池」。但他在晚年也患上了认知症（康德于1804年逝世，而阿尔兹海默医生发表首例阿尔兹海默病例是1907年，因此，我们无法考证康德究竟是哪种认知症）。

根据其传记作者的说法，康德非常擅长聊天，是社交达人，幽默风趣。但在去世前几年，他经常不停复述同一件事，为了抵抗遗忘，会把所有事情记在便签上——他记下仆人的名字、系鞋带的方法，记下「六月、七月、八月这三个月是夏天」。他会在谈话时突然中断，查看备忘录，会反复安排同一位客人来家里用餐。

一位用理性思辨影响世界的哲学家，在生命最后时刻，已无法维持基本的思考。

日本神经科学家恩藏绚子，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妈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她的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擅长做饭，生病之后，她逐渐忘了拿手菜的做法。恩藏绚子在书里写，「一个厨艺精湛的人做不成饭，一位木匠做不成木工活，可以说他们身上的显著特质确实消失了。但是，一个人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就等同于这个人的全部吗？」

韩松也在面对这个问题：当一个用笔构建过宇宙的人，阅读和写作都变得困难，是不是意味着他失去了构成自己人格的核心部分？

韩松告诉《人物》，他对阅读的热情已大大降低，不再随身带书，2025年前10个月，读书不超过8本。

多年来，他坚持清晨写作，雷打不动，生病之后也中断了。他开始无法完成稿约。之前他和一家出版社签约，写一个10万字的关于海洋的长篇小说，2025年截稿，但就是写不出来。

他无法再从头开始写一个长故事。故事的灵感和雏形是有的，但完成这个故事，需要艰苦的写作、细密的编织，这很难。他感受到大脑是「隔断」的，很多词想不起来了，联想的能力消失了。他写：「我那有病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分不清什么是科幻什么是推理了。」

2022年刚生病时，他的创作就已困难，但当时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真的病了，「科幻作家，怎么可能呢」。但随着疾病进展，他的心态也变了，对创作力的衰微更坦然——他说，今年拼尽全力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是靠AI完成的。他提供故事框架，AI来完善。宝树看到了其中一篇，只有3000字，这在韩松过往的作品序列中，是非常短的篇幅。

在科幻文学界，韩松也是非常重要的前辈。从1988年（当时他还是大学生）至今，一共获得了8次中国科幻最高奖项「银河奖」。他也担任了很多职务，包括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的主席、科普作协科幻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这些他都打算慢慢卸任。见人、参会，变成了压力，公开发言也成了苦役，他说，「我讲话很累，而且也讲不好了」。

2018年，韩松53岁，《人物》跟他的那次访谈，他谈到了写作的沮丧和不甘。他觉得，所有作家都在写一本共同的书，都要回答人怎么回事、宇宙怎么回事。「我觉得，我回答得比很多人要差。」他认为自己写的是二流的科幻、三流的文学，「你跟有些人聊天，你会深深地感觉到这种，不能抵达更高一个层次的绝望感，你表达不了对世界的认识。」

但当时，他仍有种紧迫感，还有好多写作计划，其中最紧要的，是把改革开放40年用他的方式梳理一遍，「这是一个无比惊心动魄的过程，我想记录下来，它是怎么在中国发生的」。当时我们的文章里写，「但他不愿停止。不是不甘心，而是对他来说，想表达的，还远远未表达完。」

站在今天来看，那种时不我待，有了更多苍凉的意味——2018年，正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亡灵》出版的年份。之后这7年，他未再有重要作品出版。

图源电影《我记得》

对抗

失去写作长篇的能力之后，微博写作，成了韩松最主要的写作方式。十几年前，他就开始写微博，积累了超过118万粉丝。确诊认知症之后，他记录频率之高，比过往更甚。

他记录那些不体面的瞬间：大小便失禁、在地铁迷路、外出时摔坏手机、把别人送的蛋糕误当玩具，在包里放了好些天……

2025年11月16日他写，「又噎住了，跑到走廊上去跳脚，自我海姆立克，才救过来，下次一定要小心。另外上厕所，又走到女厕所去了，还在里面把尿屙完才出来，又因为之前漏了尿，在男女共用的洗手池面前脱了裤子打扫，还好当时没有人进来。」

他写苍老，「老人太惨了。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还要造老人？」写出门吃饭的辛苦，「人类总是这样，为吃一口饭出卖身体和灵魂。」写狼狈，「决定去看病，路上跌倒，脚也崴了。痴呆老人太差了，是社会的累赘。」

这些微博，是一个巨大的文本库，让我们窥见认知症患者的大脑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我仅仅选取了他2025年6月的微博——

6月11日，他说，同事又送来了很好喝的乐幸拿铁。（其实是瑞幸拿铁。)

6月23日，他说，吃了一个麻六记饼，是李亚鹏的店的新产品。(其实是汪小菲的店。)

6月25日，他说，我国历史上四个著名美女是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和妲己。(最后一个其实是西施。)

如果你想，你可以读到很多认知症照护者的讲述，比如日本NHK的《照护杀人》，比如凯博文的《照护》，或者北大教授胡泳在母亲患重度阿尔兹海默后的发声。但韩松的微博，或许是中文互联网上第一次，由一位认知症患者（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如此坦诚、赤裸地记录了那些不可抵抗的衰败和逝去。

他微博下的评论，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人们无法真切理解病人的处境，一些人总问，韩老师为什么总吃剩菜，不出门吃点好的？有人说，「经常看您的微博，逻辑挺清楚的，脑子问题应该没那么严重」，还有人说，他这些微博应该是「魔幻现实主义写法」。

这种记录，也承载着韩松内心的某些价值。

记录首先是对病耻感的抛除。确诊之初，他确实有病耻感，但过了3个月，就慢慢觉得「没什么不能说的了」。记录，好像是出于记者的本能，「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你就应该记录什么」。他很快开始自然把自己作为观察对象，直播和分享一切——甚至有些过于坦诚，他60岁上下，并不老，但会自嘲是「痴呆老人」。

其次，他把书写视作一种存在主义的「反抗」。他很同意2024年一家媒体对他的判断：一方面，他的工作是描述崛起中的中国，另一方面，他又在与失智及其他疾病作斗争。过去几年，因为种种原因，他的一些作品出版变得困难，因此，书写自己身体的衰退，甚至是记录每天吃了什么，一碗剩饭、一份外卖的小面……也是一种抵抗。「我不写别的病，就写我自己的病。」当高歌猛进的声音不断响起时，他只是想说，这里还有一个人，每天都在生病。

图源视觉中国

挪威神经病学家卡娅·努尔英恩在她的书《大脑帝国》里写到，「随着病情的蔓延，（失智症）患者的长时记忆也会逐渐消失。然后消失的是性格，接着是幽默感。」但韩松的书写仍在尽力留存幽默，他写新华社大院里的可爱小猫，常说「觉得人类太好了」，还会调侃，有人说喝牛奶对认知症有帮助，他就去买。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尊严。

但即便是这样的记录，对一位患者来说也并不容易。以前一条微博，他随手就写出来了，但现在，很难一口气写好，当天发生的事，经常到了第二天，多次修改，他才能用电脑写出来。

几年前，韩松的好友、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姬少亭，在接受采访时评价他，「有把自己剖开给别人看的勇气，写作中有一以贯之的真诚」。无论疾病如何改变了他的身体与精神，这种底色没有变。

共存

2025年10月，韩松60岁了，要从新华社退休，终于可以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

和《人物》见面时，他拎着一个空行李箱。那段时间，他在家与办公室之间穿梭，要把单位的私人物品清空。之前有人拍过他的办公室，层层叠叠的书堆得老高，清空它的过程，就像在清点岁月的沉积岩，比如，他翻出了年轻时收到的退稿信，让他想起很多往事。

同样提醒他时间的，还有2025年，他新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看的恐惧》。说是新书，其实集结的是他的旧作，发表时间集中在1990年到2010年间。

他很看重这本书。它在这个阶段出版，好像也有了更多的意味。它们诞生于他的20岁到40岁之间，那时他创作力蓬勃、想象力旺盛，有很强的批判性，正是那位算命先生说的「文昌运」降临之时。它由科幻届最权威的《科幻世界》编辑部出版，有读者说，这些作品的母题始终未变，那就是恐惧，对爱、死亡、时间、失控和循环的恐惧。出版过程中，有6篇被替换掉了，但韩松觉得，这不影响它的完整。在生命衰微时刻，再次读到它们，就好像再次看到了命运的安排，为人生画了一个逗号、句号、感叹号。

他对退休后的生活有规划——其实对认知症患者来说，最重要的有且只有一件事，就是与疾病共存，抵挡它的步伐。

认知症会不断进展，本质是脑部损伤范围的扩大，这种损伤，最终会波及掌管行走、进食等身体基本机能的大脑部位。因此，认知症最常见的恶化原因，是吞咽障碍导致营养不良，进而感染肺炎等疾病。

认知症的进展，往往不是螺旋式的下降，有时是断崖式的。近期《T》杂志关于导演侯孝贤的文章也提到，在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几年，侯孝贤的脑力下降非常缓慢，还在推进电影工作，挚友朱天文觉得，他是「独臂刀」，也许断了一只臂，但独臂刀还有独臂刀的打法。但就在2022年8月，他感染了新冠，10天时间无法进食，之后，他虽然体能恢复了，但语言区有了不可逆的受损，再也不能单独出门去咖啡馆赴约。

而韩松要做的，就是通过服药和锻炼，尽量延缓它，尽量不让意外发生。因此，他现在每天要吃十几种药；出门永远戴口罩，保护自己不感冒，因为之前得过肺炎，医生警告他，下次感染，就有可能发展为重症甚至肺衰竭；吞咽时要小心；走路也要当心，最好别摔倒，现在还好，但年纪再大些，摔倒就会很危险；每天，他坚持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八段锦。

让大脑动起来也很重要。根据研究，在认知症前期，学习新的语言确实有作用，会让大脑建立新的突触；学数学，也可以强化前额叶的功能。所以这两年，他每天起床，都会先学一会儿日语，把它当做日常坚持下来，虽然「忘得很快」。他还找一位老师借来了初中数学课本，打算退休后，从初一的内容开始学。

从这些角度上来说，患认知症的老人和婴儿，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需要通过学习新知识，来建立新突触，都因为吞咽功能不足而要万分小心，都需要出行设施（婴儿车和轮椅）的帮助……只不过，一边是衰亡，一边是新生。

至于创作，他还有一些事可以做——他有大量未发表的作品，共计几百万字，大多写于2020年以前。一部分已完稿，一部分接近完成，他可以用余下的精力整理它们。这些作品的出版或许不会很容易，但他说，不愿意为了顺利出版，做太多修改和妥协。他是那种尊重和在乎读者的人。或许最后，他会自己印刷少量的作品，送给那些特别好的朋友。

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认知症的照护问题。韩松不太愿意谈及家人，至少现在，他觉得自己还可以照顾自己，无需他人帮助。但这两年，他开始考察北京的养老院，到了必要的时刻，他说，养老院会是他的选择。

谈话的最后，我们说起了生活的乐趣，韩松说，他现在最大的快乐，是吃小面。他是重庆人，对小面的痴迷终身未改。他微博的高频词汇是胖妹面庄、小竹林面庄、遇见小面，这都是他常点外卖的面馆。一份理想的小面，要够辣，面要好，最好再加上藤藤菜（空心菜）。在生命的许多可能性消逝之后，小面成了最可得的慰藉。

他仍觉得生命有意义，「生命的意义，就是你在身体好的时候，尽量去感受、体验、吃喝玩乐，去创造。每个人都很独特，但你要把你最独特的东西表达出来，让自己看到，也和大家分享。它会证明你是一个生命，你就会自然地产生回报感和满足感。可能生命的设计就是如此——就像一台计算机，你以最大的功率、以设计的极限去使用它。」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自觉度过了很好的人生，人生前60年，尽情燃烧，没有遗憾。「年轻的时候，去了很多地方，该花的钱没有省，去看了，去体验了，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写了很多东西。现在回头来看，我没有错失这些。」

剩下的光阴，他希望在相对健康的状态里，坚持表达、坚持抵抗，更久更久一些。只要还能书写，生命的火光就不会完全熄灭。在写微博时，他总会配上自己拍的照片，每张照片左下角都有水印，水印是同一句话，「我们的目的就是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