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与我们的生活，我与北欧三国驻上海总领事聊了聊

一个阴天的周六一早，我去浦东参加了一场24公里的低碳骑行。从前滩友城公园途经后滩公园、世博公园、白莲泾公园、老白渡滨江绿地，最后到陆家嘴附近的滨江公园折返，我原本打定了主意只骑半程，12公里，但最后竟然骑完了全程。

浦东的这条骑行道，2022年11月我和同事们来骑过，当时租的还是共享单车，从起点杨浦大桥到终点南墙，也是二十多公里，还车时花了十几元。当时正值疫情接近尾声，大家骑车时你追我赶，本来很美的骑行道，没怎么停下来欣赏风景，以至于我后来又去骑了一次。

但这次骑车的感受不一样。我出发得较晚，和一小撮人一起落在后面，参加骑行的有一半是外国友人，能看得出来大家并非骑行的发烧友，但骑行过程也轻轻松松。丹麦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魏鸣珂（Mikael Hemniti Winther）、挪威王国驻上海总领事丽莎（Lise Synnøve Nordgaard）、芬兰驻上海副总领事施瀚瑞（Harri Sallinen）率先发车，我在后面早已看不到他们“战况”如何，索性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有时车道变宽，同行的人便并肩说话聊天，车道有起有伏，也给整个路程增加了乐趣。

我没有在春天的上海骑过这条道，在来之前，我最爱的一段骑行经历还是之前在德国莱比锡，一场同样是有关绿色低碳的活动后，主办方盛情邀请用骑行这个体验城市的最佳方式来给此行画上句号。当时，我们骑的并不是专业的自行车，是在路边就能扫码骑的共享单车，我们穿过了城市的市中心，穿过了小河，也穿过了人群聚集的公园，中间我们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我前一天采访过的南非交通部长，也混迹在我们的骑行队伍中，莱比锡市长则跟我们一起吃披萨喝啤酒。

在五月的莱比锡骑行

因此除了那天满眼的绿色之外，我对莱比锡的印象就是适合骑行的城市（路障很少，白天车尾灯会亮能保证安全）。当时新能源汽车是个很热的话题，市长说，你知道我们是怎样让越来越多人接受低碳方式的吗？就是让一切变得更方便。在途中偶遇base在巴黎的主办方主席时，我问他，在巴黎他会骑行吗？他为难地告诉我，不，巴黎不适合骑行。

所有这些记忆在我这次24公里的旅程中闪现，比较之下我有些疑惑：浦东的这条滨江道很适合骑行，环境也远超德国小城，但如果低碳是未来普遍的生活方式，在以上海、巴黎为代表的大都市，我们真的可以每天骑车通勤吗？

“我很高兴你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我向魏鸣珂提出这个疑问时，他的回答打消了我的疑虑。

魏鸣珂在浦东滨江骑行

“在上海我每天都骑自行车”

4月20日的低碳骑行活动是上海气候周、“北欧气候行动”的一部分。上海气候周以“中国行动、亚洲声音、世界标准”为宗旨，旨在促进社会多层次参与中国双碳目标承诺，向世界讲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中国故事，传递绿色转型的亚洲声音，加大气候变化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引领。

“北欧气候行动”则是由丹麦、芬兰和挪威总领事馆以及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挪威创新署和丹麦科技创业中心领导的联盟，致力于推动气候行动，旨在展示北欧的专业知识并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在该系列活动于4月22日举办的循环经济研讨会间隙，我有机会与北欧三位总领事聊了聊周末的那场骑行，低碳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拉近气候变化与公众的距离，让我意外的是，他们的讲述非常“接地气”，让我看到北欧先进的绿色经验的同时，也感到我们离他们并不遥远。

“在上海我每天都骑自行车，每个周末都骑，只要不是刮风下雨，我都尽量骑车上下班。”魏鸣珂有一辆来自丹麦的自己的自行车，他骑车丈量了上海的每一个区，看着导航，哪里没有去过，他就往哪里骑。“丹麦是世界上最适合骑行的国家之一，上海虽然不是数一数二的，但已经很不错了。”

“老实说，我在东南亚生活了二十几年，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么骑行友好。在曼谷、雅加达、马尼拉、达卡或者河内，没有哪里比得上上海。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只需要在此基础上每天改进一点点，就像丹麦以前一样，我们现在也变得更好了，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我被魏鸣珂短短几句话打动了，的确，这个城市提供的便利，已经让我习以为常，我也在潜移默化中越来越多地选择骑车而不是打车。

“你可以看到人们骑各种品牌的自行车，也有很多人骑共享单车，人们骑车去做他们需要做的各种事情，而不像我仅仅是为了好玩。这是对减排真正的贡献，就算不考虑气候问题，骑车也真的很方便，比一个需要找20分钟停车位才能停车的大型SUV方便多了。”

上海的共享单车最早出现于2016年4月。2017年2月，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全市共享单车数量当时已超28万辆。半年后，这个数字快速增长到178万辆。当年8月，上海推出“禁投令”。2021年，上海规定了三家企业的投放总量，共计89.2万辆。

丽莎在跟我的聊天过程中准确说出了上面的数字，“低碳骑行活动是一件有趣的事，上海真的棒极了！”在谈到如何拉近气候变化与公众的距离时，丽莎向我坦言，这的确是一个有点抽象的话题，关于数字和排放量的讨论又非常具有技术性，当人们接触到的都是难懂的词时，很难意识到这与自己相关。

“但当我们看到（气候）危机，例如暴风雪或者其他极端天气时，才意识到（气候）危机确实影响了我们。”

挪威的电动车野心

丽莎提醒我，挪威对电动车的关注，侧面反映了该国在气候行动方面的积极举措。

2016年，挪威提出到2025年除重型车辆外，在新车市场全面“下架”燃油车等，实现新能源车销售占比100%。为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挪威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举措，从销售、行驶、停车、充电等各个环节为电动车等新能源车提供优惠措施，以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降低机动车的温室气体排放。

“挪威政府为人们购买电动汽车提供了许多激励措施。一般来说，在挪威买车是很贵的，所以政府降低了电动汽车的税收，这样人们就有了买车的经济动力。去年，每五辆新车中就有四辆是电动汽车。电动车在挪威已经变得非常流行。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品牌把目光投向挪威，把挪威作为销售电动汽车的测试案例。我认为目前我们至少有八个中国品牌在挪威卖得很好。”

在丽莎看来，在汽车的选择上，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是一件非常清楚和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且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在魏鸣珂看来这还远远不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电动车的电力都来自煤炭呢？”魏鸣珂指出，我们也需要想到，电动车的电力或许来自中国的西北，自己才可以坐在这里享受上海（没有煤炭生产的）新鲜空气，“如果我开一辆电动汽车，并不说明我是一个大英雄，因为我必须找出电是从哪里来的。否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仅仅转向电动车是不够的，必须是整个过程都要变绿。”

魏鸣珂的举例让我想到，我们现在谈论的许多低碳理念如此触手可及，可能只是因为这是在上海，换作中国的其他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什么经验可以学习？“我不仅在上海待过，我在北京也住过5年，我一直在四处旅行，小城市有不同的阶段是正常的。”丽莎以自己在缅甸工作的经历为例，小城市可以从大城市经历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受益，也许可以跳过一些步骤，直接从大城市“摘取果实”。“大城市必须成为引擎，然后小城市也会跟上步伐。”

当我把同样的问题抛给魏鸣珂和嵇安诺时，他们的回答很真诚。“上海可以成为榜样城市。”魏鸣珂说，上海不仅是经济中心，也可以成为绿色中心，“这里有很多聪明人。”嵇安诺则相信年轻的力量。在芬兰，关于气候和环保的教育从很小便开始，“我相信像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更能意识到气候与环保的重要性，你们受过相关的教育，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将成为决策者，将成为明天的消费者，你们可以选择购买可持续性的产品，拥有一种耗能更少的生活。

“北欧三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魏鸣珂说，但有一点，三国的人们都对气候变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丹麦人不仅知道自己国家在发生着什么，他们也知道世界在发生着什么。”

魏鸣珂说，北欧的教育水平使得人们可以接触到更多信息，“当我和年轻人交谈时，他们真的很关心气候问题。有的极度担忧，有的热情高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想从事相关工作，他们对赚很多钱或买一辆大车或大房子不太感兴趣。他们想要做出改变，他们也成为了变革的一部分。”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3日，挪威朗伊尔城，气候变化导致湖泊和河流无法结冰，中断驯鹿迁徙路线。

工业文明的绿色革命

在4月22日参加循环经济研讨会前，我做了一些功课。

2009年1月1日，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2020年，中国庄严承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根据相关部门官网2005年《循环经济理念及其产生背景》一文，循环经济这一概念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波尔丁对传统工业经济“资源—产品—排放”的“开环”范式提出了批评。

该文章指出，循环经济是融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为一体，把经济活动重组为“资源利用—产品—资源再生”的封闭流程和“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模式。它强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包括大中小三个层面，即企业、区域和社会。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与当前的碳达峰碳中和一样，都是牵动整个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工程，是一场工业文明的绿色革命。

这场绿色革命如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嵇安诺与丽莎分别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芬兰是一个寒冷的国家，在漫长的冬天我们需要加热很多东西。”在用大量电力来加热时如何做出更清洁的选择？嵇安诺说，为此他们创建了区域供暖系统，整个城市，大多数房屋、学校、医院和工业建筑都从一个集中的系统中获得供暖，这是环保的、更可持续的。

嵇安诺继续介绍道，例如芬兰南部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创新项目，在离赫尔辛基很近的地方，他们在地下100米深处建造了一个“储藏室”，使用基础材料，也使用可再生能源来加热水，使水保持非常非常热。水量超过100万立方米，可以用来产生所需要的热量。

丽莎则讲到挪威回收塑料（饮料瓶）的例子，回收率竟然高达97%。“当我们买一瓶酒的时候，我们必须为这瓶酒多付一点钱，等我们把酒瓶退回去的时候，我们再把这点钱拿回来。”

“我们再次使用这些塑料瓶和玻璃瓶，循环必须是有效的。”嵇安诺和丽莎分别还谈到了厨余（食用油）、衣服、建筑等在循环经济中可以起到的作用。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31日，芬兰赫尔辛基机场。赫尔辛基机场航站楼降低室内温度和照明，减少能源消耗。

北欧经验的中国本土化

在采访的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了三位总领事同一个问题：中国和北欧有什么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之处？

“中国的效率非常高，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速度惊人。在电动车领域，我们必须跟中国合作，我相信我们会在芬兰看到更多的中国电动汽车。”嵇安诺说道。

“首先，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就无法实现绿色转型。因为中国如此之大，有如此多的产业在这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中国的参与，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这个方向上非常积极。所有国家都想和中国谈一谈。”丽莎毫不讳言地表示，挪威是将经济转向绿色和可持续方向的全球领导者。氢和氨、电池技术、海上风能和低排放航运是挪威目前重点关注的领域。绿色航运对挪威而言很重要。该国目标是到2030年将国内航运和渔船的排放量减少一半，并促进制定包括近海、深海和短途航运、渔业和农业以及客运所有船舶类别的零排放和低排放解决方案。

“现在所有新的航运账单，几乎60%都是在中国建造的。”丽莎表示，除此之外，挪威在水和空气污染、控制、废物、回收和管理、清洁能源以及建设低碳社会等领域也有非常完善和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在魏鸣珂看来，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科技、太阳能电池板、风能、电动汽车以及许多其他技术方面非常先进。“我们应该进行交流，我知道目前欧洲、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使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仍有许多领域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将进行合作。”

魏鸣珂说道，在参加骑行活动时，他意识到自己和这里的人有着相同的心态：享受骑车，享受自然。“所以我们应该建造那些东西，我们基本上是同样的人，有着同样的恐惧、同样的梦想、同样的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相互学习。我代表丹麦政府，但我也是一个人，我作为个人跟你分享这些。”

在采访期间，人工智能耗能也成为了一个很热的话题。我借机也问了这个问题。

“我很自豪丹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过去10年里，减少了能源消耗，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所以我们已经证明可以同时拥有更少的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我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正如你所说，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的未来是相关的，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魏鸣珂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