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陷入深夜直播的情感陷阱

“当时几乎隔一天就要直播一次，每次都会选在深夜直播，因为这个时间段流量最好。”张晓曾做过半年大学生主播，对于那段深夜直播经历，她很少愿意主动回想。直播时，每当有粉丝进入直播间，她都要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前5-10秒决定了粉丝去留，就得使出浑身解数在这几秒内把粉丝留住”。

张晓大二时，有MCN机构来学校招聘主播，通过面试后，她与机构签订了合约。经过简单培训，张晓做起了陪聊主播。但没过多久，她就决定离开这个行业。

有粉丝一个月挣几千元，全用来刷礼物了

张晓的粉丝几乎全是男性，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没什么朋友，经常会在深夜直播间里向张晓诉说生活中的不如意，这时张晓就会化身“温柔妹妹”劝导对方，向对方提供情绪价值。

没过多久，公司要求张晓和其他主播开设小号，粉丝在直播中打赏到一定数额，便可以添加联系方式。自此，张晓不仅需要在直播时保持积极状态，下播后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通过小号维护粉丝关系，提升粉丝黏性。

很快张晓发现，很多粉丝不是抱着单纯做朋友的心态来私聊，“他们中很多人是希望能发展‘朋友之外的关系’”。

“深夜陪聊女主播，就是通过向男性粉丝贩卖性幻想来获得收入的。”意识到这一点，张晓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抵触心理。不久后，公司要求她们向流量热榜前几位的女主播学习，“我去看了她们的直播，穿着暴露，跳着性感舞蹈”。感到自尊心和隐私被践踏，张晓决定离开主播行业。

陪聊主播麻丹彤同样决定不再做“擦边主播”。

上大学时，听说做主播很赚钱，麻丹彤便开始尝试。因为身材外形好加上性格大大咧咧开得起玩笑，她选择了陪聊主播赛道。“我所在的直播平台生态很复杂，什么样的主播都有，多少都会沾点‘擦边’，偶尔我也会为了吸引流量在直播间讲些黄色笑话。”有时麻丹彤一晚能赚一两千元。

麻丹彤告诉记者，“做这类主播，主要还是得‘等大哥’，直播间里只要有一两个愿意为你花钱打赏的有钱大哥，那收入就不用愁了”。

但一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麻丹彤的想法，她发现她的“榜一大哥”并非是想象中的有钱人，只是一个开大货车的司机师傅，粉丝中还有年纪很小的汽修厂学徒，一个月就挣几千元，却全部用来给她刷礼物。“他们可能就为了直播时那句‘谢谢大哥’，或是直播间里其他粉丝的追捧，就疯狂刷礼物。”麻丹彤说，“我感觉这钱赚得昧良心，他们家里可能还有父母妻儿，本身赚钱也不容易，却为了虚荣在直播间挥金如土。”

某直播公会运营负责人古岳说：“深夜直播流量是最‘顶’的。主播在直播间把粉丝情绪调动起来，消费潜力无限”。

“另外，其实业内都明白，像擦边主播或是卖惨搞诈骗的主播，短时间内或许会赚钱，但绝对不会走得长久。”

打赏的钱要想拿回来，几乎不可能

民商法律师、知名普法博主李叔凡经常会在直播间回答网友的提问。前不久，有网友向他咨询，发现家中老人要钱的频率变高，拿出老人的手机一看，老人竟在一个直播间频繁打赏，金额高达一万元。这名网友守着直播间看了好几天，“很明显是一个‘卖惨’直播间”，直播间里，一个农村破瓦房里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躺着一名“行动不便”的老太太，另一张床上躺着一名40多岁的男主播，主播天天说自己和老人有病，媳妇受不了穷把他甩了，家里财产被老家的亲戚骗光了，求求家人们可怜可怜他，救他们母子俩一命。可这位男主播除了身上脏了点，一点看不出有病在身。

这名网友向李叔凡求助：“我母亲年纪比较大，不能分辨这些直播间内容的真假，只是觉得主播可怜，想帮一把。这种明显就是骗钱的直播间，母亲打赏的钱能不能申请返还？”李叔凡非常理解咨询人的心情，但也只能无奈地表示，这种打赏的钱要想拿回来，是非常难的，接近于不可能。

“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人情感最为脆弱的时候。一些专门靠‘擦边’‘卖惨’来获利的主播，就专门挑选深夜时段来直播。没有外界的打扰，更容易引发情绪的波动，驱使人们感情用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最直接的举动就是转账、打赏。”李叔凡说，“这种心理很容易被人利用，一旦用户陷入了直播间主播构建的情感旋涡，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牵着鼻子走，难以自拔。不光会蒙受物质损失，感情也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李叔凡认为，不仅是对个人造成伤害，对于平台来说，如果对这类直播间不加限制，无异于助纣为虐。如果频繁产生纠纷，甚至对簿公堂，那用户和公众对平台的评价可想而知。都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一家平台企业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任凭类似的低俗乱象毁坏企业声誉，也肯定不会获得长远的发展。

整治深夜直播乱象不能仅靠行业自律

“深夜直播的存在填补了一些人的心理需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詹骞认为，“网络也是线下社会、真实人性的某种反映，加上网络直播的独特生态，才导致一些乱象层出不穷。”

李叔凡告诉记者，网络直播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法律的制定具有滞后性，可能无法及时回应新兴的社会现象和需求。“从法律角度而言，对于‘擦边’‘卖惨’等直播间乱象，可以根据民法典、刑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文判定是否涉嫌虚假营销、是否构成诈骗等，更多需要根据个案的情节来判断。”

“一方面，违法成本低、收益高，另一方面，存在监管盲区和漏洞，就总会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李叔凡表示，“如果仅靠平台或行业自律，那大概就是让一个人既当球员又当裁判，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要想真正实现行业规范，还得依靠政府管理和法律的完善。”

治理网络直播乱象，李叔凡认为，现阶段更需要各地政府部门履行属地管理责任，依法实施监管。政府应该适当提高对网络传播平台的惩罚力度，鼓励第三方媒体监督平台，加大平台消极监管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成本，以此促进平台规范自身行为。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动员社会力量，比如牵头组织高校、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推进“自媒体”人才教育和培训，促进“自媒体”的职业化、规范化，最终营造“自媒体”职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

（实习生刘怡君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张晓、古岳、麻丹彤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吴欣宇 记者 黄冲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