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年痴呆症发现过程

在戈登医生的办公室里，一名医疗助理把我们领进了一间阴冷的检查室，里面摆着一台电脑、一张小桌和三把椅子。

助理把一张新纸铺到体检桌上，让父亲坐在上面。他欣然照办，打趣地说自己还是个年轻人。

她用自动橡皮囊袖带给他量了血压，把两根手指放在他的手腕上，数着他的脉搏，然后为他测量了体温和体重。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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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戈登医生走了进来。他一头鬈发，戴着眼镜，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裤和一件蓝色格子衬衫，打着一条不相配的领带，看上去完全符合他所从事的智力专业领域实践者形象。

最近我在医院里碰到过他几次，向他简要介绍过父亲的病情。他建议我带父亲来做一次神经认知测试。

戈登医生热情地握了握父亲的手。“你好吗，乔哈博士?”他问候道。

“很好。”父亲飞快地回答，“一切都好。"

戈登在自己的工位旁坐下，开始敲击键盘。初次就诊需要填写电子病历，所以我带头回答了戈登的间题。幸运的是，父亲的身体还十分健康。他会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降压药和降胆固醇药(至少是偶尔服用)，但不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也不曾住院治疗。

我说话时，父亲就那么静静地坐着。

我猜他可能累了(他午后通常要打个盹)，或是忘记了一些细节，抑或是被戈登的权威吓到了。他僵硬地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腿上，衬衫口袋里装着一只钱包和几支笔，被塞得鼓鼓囊囊的。我猜，他虽然一直否认，但很有可能也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问题终于得到了专家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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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戈登，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的记忆问题是在三个月前的8月，也就是他搬到长岛之后。

情况刚开始时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会忘记老熟人的名字，记不住新保险柜的四位数密码。但没过多久，这样的失误开始变得令人担忧。

在家庭聚会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讲同样的故事，还指着照片让我指认人物，表面上装作测试我对家族历史的记忆。照片中的人有的是被遗忘多年的叔叔、阿姨，有时是我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作为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几个月前他还在小麦遗传学实验室里工作，而且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的会员。

“还有美国农学学会。”父亲补充道。

“没错。”我承认，然后继续详述他的记忆问题。

他和我母亲在希克斯维尔社区住了近三个月，本该利用那段时间熟悉周围的路径，却什么也没有记住。他会在开车从沃尔格林超市回家的途中迷路，可那个地方离家只有一英里远（1英里约1.6公里）。

他肯定以为自己要去街对面的CVS药店，在停车场外右拐，而不是左拐，在一个陌生的社区里转了近两小时才停下来找陌生人问路。

认知障碍还影响了他的情绪。他经常暴怒，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在最近的一次争吵中，他推了我母亲的护工。

“你们在说什么？”父亲突然问道。

“博士，我们必须讨论一些事情。”戈登插嘴解释道，“你的儿子想让我了解你遇到的麻烦，所以必须描述一些我问他的事情。当然，如果你不同意，请告诉我。”

在接下来的访问过程中，父亲一言未发。

轮到与我的父亲交流时，戈登的语气虽然和蔼可亲，却略带着资深医生的高人一等。父亲在回答戈登的提问时表现得十分配合，但我看得出来，他觉得一些问题有失体面。他当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2014年11月12日），却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曼哈西特）。（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他很少有机会来这个地方。）

他能够回忆起我小时候的故事，甚至是他自己的童年逸事，却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情。他不记得最近在他家举行过一次聚会，也不记得那天中午他吃了什么。

“博士，你记不起某些事情，会不会感到困扰？”戈登问。

“谁都不可能记住所有的事情。”父亲回答，引得神经科医生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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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检查一切正常。父亲的感官、协调能力、运动力量和反射都是相等且对称的。但在一项名为“简易精神状态测试”的认知检测中，他出现了一些失误。

一开始，他的表现尚可，能从100开始每隔7个数倒数，并且能够正确地说出手表、钥匙和钢笔的名称。他知道最近有关“伊斯兰国”的新闻，听到“菠菜”“小提琴”和“大象”等词后马上就能复述，大约三分钟后也能回忆起来。当被要求写一句话时，他写的是“你是一个好人”。

但他犯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他可以正着拼写单词“WORLD”，却无法把它倒过来拼写（“D，L,O，R,W”)。他说现任总统是乔治·布什，后来才改口说是贝拉克·奥巴马。他也很难画出11点10分的时钟，还莫名其妙地忘了时针和分针，忘了3点到9点的刻度应该垂直于12点到6点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视觉空间推理受损的明显迹象。

“这是不对的。”父亲边说边把画还给戈登。

“为什么不对？”戈登问。

“我没有画出细节。”父亲解释称。

“那你为什么不画呢，博士？”戈登追问。

“因为我不想。”父亲厉声回答。

❹

测试结束后，戈登解释了他的发现。我的父亲在满分为40分的简易精神状态测试中拿到了23或25分。具体的分数取决于戈登如何判定其中几个答案。这一结果，加上我提供的历史信息（以及我父亲无法提供的历史信息），与“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MCI）的诊断一致。

其实，“轻度认知障碍”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概念。从医近20年，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

相关诊断最早出现在1988年的精神病学文献中，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论文。当时，它被称为“轻度痴呆症”“局限性痴呆症”“可疑性痴呆症”和“衰老性健忘症"。

戈登解释称，轻度认知障碍意味着我父亲的认知功能比这个年龄的预期要差，但可能还没有糟到可以被归类为真正的痴呆症。尽管父亲在几个精神领域表现出明显缺陷，尤其是记忆力方面，但这些缺陷是可以弥补的，这样大多数见到他的人就不会发现有什么问题。和大多数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一样，父亲开始需要一些帮助来进行更复杂的活动，比如开车。

戈登表示，多达五分之一的老年人患有轻度认知障碍，其中20%或者可能更多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会发展成全面痴呆症(戈登推测，我的父亲可能处于早期阶段)。

我父亲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降低患痴呆症的概率，比如健康饮食、经常锻炼、参加社交活动。但谁也没办法预测疾病的发展进程。

戈登说，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测试，比如通过特殊的PET扫描寻找β—淀粉样蛋白——这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积聚的一种异常蛋白质。但扫描费用昂贵，保险公司不会买单，而且β—淀粉样蛋白的存在(或缺失)与疾病活动的相关性很弱。

不管怎样,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尚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所以戈登表示他不推荐这种方法。这并没有令我感到意外。虽然神经科医生通常都是诊断专家，但能给患者提供的东西少得令人沮丧。

不过，戈登说他会让我父亲开始服用安理申——批准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四种药物之一。用安理申治疗痴呆病有点类似于用泰诺治疗关节炎。这种药物可能可以改善父亲的记忆力（尽管是最低限度的），但对减缓他认知障碍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戈登表示，如果我父亲能保持现有的水平，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他建议六个月后再带他回来进行一次复诊。

❺

“感谢您抽出时间，先生。”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时，父亲说道，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医生刚刚宣布了一个即将改变他人生的消息。他向戈登要了张名片，然后递上了自己的：一张朴素的黄色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地址和“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员”的头衔。

名片的底部写着一句话：“成功是一段旅程，而不是终点。”

回到车里，我为父亲打开车门。他坐进前排的副驾驶座位却系不好安全带，忙活了好几秒才放弃，让我帮忙扣好。我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子倒出来，陷入了沉思。

“神经科医生怎么说？”在红绿灯前等待时，父亲问道。

“他说你的记忆力有问题。”父亲嗤之以鼻，转身凝视窗外。“到了我这把年纪，这很正常，不是吗？”

注释：

①本文节选自《远去的父亲》的引言部分，略有改动。

②阿尔茨海默病，也即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每10名65岁以上的美国人就有1人患有该病或相关病症，是对老年人造成威胁的主要疾病之一，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翻一番。

有感于老人生活的不易，本文介绍了作者的父亲在怀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完整的检查及发现过程，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③《远去的父亲》是美国医学博士、长岛犹太医学中心心脏科主治医师桑迪普乔哈（Sandeep Jauhar）的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

该书记录了作者的父亲从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到去世的整个过程，包括作者及其家人所犯下的错，尝试过的探索，以及他们的争吵、和解、妥协和相助。文章真挚感人。

该书由黄瑶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④本文作者的父亲是美国农业部的一位从事植物研究的科学家，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的正教授，于1976年以“卓越科学家”的身份从印度移民到美国，育有三个孩子，于2014年退休。在某大学工作。作者是桑迪普乔哈（Sandeep Jauhar）

⑤为了让更多的父母或对老年人对该病的重视，希望您能点赞、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