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丽，王欣|中国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效应的变迁研究——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

体育学院学报》 / 2024年第5期

第一作者

张晓丽，博士后，博士生导师，西安体育学院教授，陕西省高校青年杰出人才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全民健身促进社会发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4项，厅局级课题3项，参与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国社科重点课题、国自然等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十余项。参与编写著作或教材4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被SCI/SSCI/EI/CSSCI等论文检索的论文15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一作论文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其他省部级以上奖励6项，其余奖项多项。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硕博专业学位授权评审专家、教育部本硕博论文抽检评审专家、CSSCI期刊论文测评项目体育学评审专家、吉林省体育智库专家、国内外多家核心期刊审稿专家，是陕西省社科联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研究所校外研究员、西安医学会医学心理学分会第五届委员。

中国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效应的变迁研究

——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

张晓丽1a,2，王 欣1b

摘 要：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微观生命历程和宏观社会进程的双重影响。基于2010—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7期混合截面数据，总计覆盖22 569份老年人研究样本，使用多层交叉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在时间上的年龄、时期和世代3个维度的动态变化趋势。研究发现， 老年人体育锻炼具有显著的身心健康回报效应；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在年龄上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 ；世代效应呈 “下降－上升－下降”趋势，“40后”达到峰值，“50后”回落至低谷；时期效应则受全民健身政策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大致经历“小幅上升—小幅下降—迅速回升—快速下降—缓慢复苏”等5个阶段。研究揭示了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强调持续体育锻炼在健康老龄化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社会变迁；HAPC

引文格式：张晓丽,王欣.中国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效应的变迁研究: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4, 41(5):63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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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最严峻的社会挑战之一，尤其在中国，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延缓衰老进程，减少疾病发生，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干预手段，体育锻炼被广泛认为具有显著的健康回报效应 ，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能改善心理健康。然而，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采用横截面数据，仅关注某一时点或状态下体育锻炼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所得结论多为静态结果，忽略了时间的动态作用，缺乏对这一效应放置于个体成长历程、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动态变化机制中进行深入考察。在时间维度的研究中，年龄、时期和世代是最重要的3个因素。年龄效应指的是在不同年龄段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健康贡献的差异；时期效应反映了在不同社会、经济和政策背景下，老年人从体育锻炼中获得的健康收益的差异性；队列效应则揭示了不同出生年代的老年人群在体育锻炼中的健康收益存在的差异。因此，将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在“年龄－时期－世代”三重时间维度下进行系统考察，可以更加准确地揭示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健康回报效应的动态变化及其随社会变迁而展现的趋势。本文采用分层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HAPC－CCREM），基于2010—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7期混合截面数据，选择共计22 569份老年人研究样本，探讨中国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方面的回报效应在不同年龄阶段、历史时期和出生队列中的波动与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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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有研究证实，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老年人的健康，主要体现在身体和心理健康上，即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不仅可以改善体适能、慢性疾病和身体功能，还被认为是提升老年人情绪健康的重要手段，能够增强积极情绪和自我感受 ，降低患痴呆的风险，显著缓解精神抑郁，对缓解失眠也具有显著效果。然而该健康效应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本文首先从时间的三个维度（年龄、队列和时期）将当前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

2.1 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效应回报的年龄效应

年龄在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尽管体育锻炼的健康效应已得到广泛认可，但随着年龄增长，该回报效应是否会发生变化，研究结果呈现出2种趋势。一是随着年龄增长，健康回报呈现“下降趋势”。根据运动衰退理论（theory of exercise decline），随着年龄的增加，体育锻炼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回报逐渐减弱，尤其是在高龄阶段，身体功能的下降和慢性疾病的增加显著降低了锻炼的健康效益，这可能是由于身体恢复能力减弱以及运动损伤风险增加所致。另外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健康恶化，社交支持减少，社会孤立感增加，导致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减弱，特别高龄老年人可能难以通过锻炼来完全抵消社会孤立带来的负面心理效应。另一方面，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的回报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减少，而是呈现“ U型”趋势。即在早期老年阶段健康回报可能有所下降，但在高龄阶段，随着适应性锻炼、社交支持和心理健康的改善，回报效果可能再次增强。这一“ U型”趋势在心理健康方面尤为明显，尤其是通过锻炼增强社交互动和自我效能感，能够有效缓解抑郁症状，并在高龄老年人中形成心理健康的“ U型”回报效应。

2.2 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效应回报的时期效应

体育锻炼被广泛认为是改善和维持老年人健康的有效手段。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2010—2021年期间，老年人体育锻炼和健身方面国家政策出台，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雾霾和新冠疫情）发生，还有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演变，使得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时期波动效应。对这些健身健康政策、公共卫生事件等发生年份进行重点介绍，大致可梳理出这一时期的几个发展特征。（1）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管理和全民健身政策的重要时点和政策。2011年陆续出台了《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3年《关于促进老年体育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2020年《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和2021年《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年）》。这些重要时点和政策发布对于推动老年人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2）公共卫生事件。在2010年—2021年期间，有3大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一是雾霾；二是流感；三是新冠疫情。中国的雾霾问题自2011年开始显现，2013年达到高峰，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治理，2017年后，空气质量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北方地区，雾霾天气减少，雾霾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直至今日，重污染天气在冬季仍有发生，空气污染的治理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因而可以预测，2013—2014这2年的雾霾对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及健康回报效应产生了严重的抑制作用。2017—2019年间的流感季节对老年人的健康威胁较大，他们本身免疫力较弱，容易受到流感病毒的影响，尤其是H3N2病毒对老年人的致死率较高。而2018年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发生，引发了社会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疫苗接种率的波动导致一部分老年人放弃接种疫苗，进而增加了感染风险。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活动和公共健康造成了巨大冲击，2020年的封闭隔离和经济压力等进一步影响了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可以预测这2年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效应应该会跌至谷底。但是2022年解封以后，老年人逐步恢复了体育锻炼习惯，健康回报效应开始逐渐回升。

综合上述事件，可以推测，在2010—2021年这个时间段中，全民健身、老年体育锻炼、健康管理等重大政策的出台可能极大提升了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如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但是对老年人体育锻炼和健康效应产生负面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可能又将该回报效应降到最低，如2013—2014年的雾霾状况、2019—2020年的新冠疫情。

2.3 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效应回报的队列效应

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对老年人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回报产生了深远影响，队列效应体现在不同代际老年人的体育锻炼习惯、参与度及其健康回报上。本文将中国老年人分为3个主要队列进行分析：（1）早期队列（1920—1930年出生）：这一代老年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困境，由于物质匮乏和生活压力大，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生存而非健康。因此，体育锻炼并不是他们成长中的优先事项，锻炼参与度普遍较低，多以轻度活动为主，如散步和广场舞。这一代人的身体机能衰退较早，即便在晚年开始参与锻炼，健康回报也相对有限。（2）中期队列（1931—1940年出生）：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进入社会稳定期。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健康意识也逐渐增强。有研究指出，这一代人在中年后享受到了社会经济的提升，健康观念得到加强，促进了他们在老年时期的健康回报。通过广场舞、太极拳等体育活动，他们显著降低了慢性病风险，获得了较高水平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回报。（3）晚期队列（1940—1950年出生）：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跃进”、3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其长期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在生活条件改善后，他们具有较强的体育锻炼意识，但由于早期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在老年期通过体育锻炼获得的健康回报效应显著下降。这些事件影响了他们进入老年期后的身体、心理和认知健康。这代人在老年期更容易患上慢性病，且身体机能恢复能力较差，导致健康回报低于其他代际。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群，即便在中老年期采取了健康的生活方式，由于早期健康基础的破坏，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仍显著低于其他代际。

2.4 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本文的创新

2.4.1 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当前关于老年人体育锻炼的研究虽然揭示了其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但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在研究内容上。大部分研究局限于某一时点的横截面分析，缺乏对体育锻炼效应随时间动态变化的考察，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和社会背景下的健康回报差异未被充分揭示。此外，现有研究较少从社会变迁和政策变化的宏观视角分析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忽略了历史和社会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潜在影响。（2）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外关于体育锻炼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干预研究（如随机对照试验） 、横截面数据研究和纵向面板数据研究。但是，干预研究的实施难度较大，时间成本高，且侧重于短期效果，难以反映长期的健康趋势和代际差异。横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往往是静态的，缺乏对个体或群体行为的时间维度的理解，无法揭示因果关系，也难以区分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纵向面板数据研究虽然能够反映时间趋势，但通常仅关注个体随时间的变化，难以捕捉不同出生年代或经历的重大社会变革而产生的群体间差异。（3）在研究数据上。现有研究大多依赖某一地区或某一年份的数据源，未能全面覆盖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老年人群体，难以反映体育锻炼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在不同时期和队列之间的健康回报差异。因此，数据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对老年人健康回报时间效应的全面理解。

2.4.2 本文的创新

第一，多维时间视角的动态分析。本文通过分层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APC －CCREM） ，系统地从年龄、时期和队列3个时间维度分析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克服了传统横截面和纵向数据研究的局限，弥补了现有研究对老年人体育锻炼动态变化和长期健康趋势缺乏深入考察的不足，这种多维时间视角有助于揭示体育锻炼对不同阶段、不同背景下老年人健康效应的变化趋势。第二，社会变迁与历史事件的结合。本文不仅考察了老年人个体层面的体育锻炼与健康关系（年龄效应） ，还将其置于宏观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的背景中，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出生世代对老年人健康回报效应的影响（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通过将老年人的健康回报效应与中国近10年的社会经济变化、政策推动及重大事件相结合，揭示了体育锻炼效应的时期性波动和社会背景对健康回报的调节作用。第三，大样本、长时段的数据支持。基于2010—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的横跨12年共7期混合截面数据，利用22 569份老年人样本，数据覆盖面广、时段长，能够更全面地分析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健康的长期影响，特别是不同出生队列间的健康回报差异。该大规模数据为理解体育锻炼对不同时代、不同代际老年人群体的健康回报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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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与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2011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和2021年共7期的数据（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的测量题项在2010年之前的年份中没有涉及）。使用CGSS数据具有以下2个明显优势：首先，该数据库具备充足的时期跨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时间段的变化趋势；其次，测量工具保持一 致，有助于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合并这7期数据后，本研究选择60～99岁老年人作为研究样本（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量较少，且参加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因而不纳入本研究样本）。在剔除身体健康、体育锻炼等核心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进入研究分析的样本共22 569份。

3.2 变量设置

因变量：（1）身体健康。自评健康是一种通过个体自我评价其整体健康状况的有效手段，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多方面状态。研究表明，自评健康不仅与实际健康状况（如疾病诊断、死亡率等）高度相关，还能有效预测个体未来的健康风险。因此，自评健康因其简单性和可靠性，广泛作为身体健康的指标。本文的测量题目为“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选项分别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分别赋值1～5分。（2）心理健康。抑郁症状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尤其在老年人群体中，抑郁程度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被证明是评估心理健康的有效方式。本文采用“在过去的4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标问题。选项包括“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分别赋值1～5分。参考以往研究，该变量常处理为连续变量，本文也采用了类似处理方式，并使用类别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自变量：体育锻炼。体育锻炼的测量题目为“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吗？”选项为“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共5种，将前3种合并为“锻炼”，将“一年数次或更少和从不”合并为另一类“不锻炼”。后” （“50后”涵盖了1960和1961的样本）。

年龄：年龄为被访者在调查年份中的实际年龄。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及更清晰地解释年龄对因变量的影响，本文对年龄进行了对中化处理。时期划分：观测时期共包括7期，分别是2010年、2011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和2021年。

世代划分：样本的出生年代为：1914年—1961年。在具体世代划分时，第一个世代涵盖了1920年之前出生的全部样本，剩余世代均按照10年为一个世代，分别代表“20前” “20后” “30后” “40后” “50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的研究，基于7期调查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户口类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变量（工作情况、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受教育程度、现在主观社会地位、个体年收入）等。具体变量设置及操作化情况详见表1。

3.3 分析方法

本研究通过4组模型来分析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3.3.1 模型1：基准模型

基准模型（1）定义如下：

其中，Yijk表示属于世代j和时期k的个体i的身心健康水平；Eijk表示体育锻炼状况；Aijk表示年龄；A2ijk表示年龄的平方；Cijk表示性别、受教育状况、户籍、子女状况、工作状况等若干控制变量。β0jk代表截距，表示处在世代j和时期k中所有个体身心健康水平的均值。μ0j表示世代j作用在截距上的随机效应，ν0k表示时期k作用在截距上的随机效应，μ0j～N（0，σ0μ）和ν0k～N（0，σ0ν ）均服从正态分布。β1jk即是在控制了年龄、时期和世代变量的条件下，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相较于没有参与体育锻炼个体而言对老年人身心的影响效应。

3.3.2 模型2：年龄效应

为了测量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的年龄效应，参考Yang和刘云波的做法，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体育锻炼与年龄及其平方的交互项，得到如下模型：

其中，交互项表明，相较于不锻炼的老年人，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的年龄效应由β4jk和β5jk决定。

3.3.3 模型3：世代效应

为估计体育锻炼的世代效应，将对模型1中的β1jk进行分解β1jk＝γ1＋u1j ，并将其纳入模型2中，由此得到模型3：

其中，γ1表示是在控制了世代差异后，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的平均效应。u1j表示第j个世代对体育锻炼与身心健康关系的影响效应，服从正态分布；根据u1j的随机效应方差的估计结果（是否显著） ，可以判断体育锻炼（相比于不锻炼）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否存在世代趋势上的差异，也即是否存在世代效应。

3.3.4 模型4：时期效应

参照模型3，时期效应模型定义如下：

其中，α1表示是在控制了时期后，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的平均效应。v1k表示第k个时期对体育锻炼与身心健康关系的影响效应，服从正态分布。如果老年人的体育锻炼与身心健康的关系在k个时期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那么σ1μ将通过方差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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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影响的HAPC模型分析

表2呈现了基于分层模型的HAPC基本趋势，模型（1）～（4）的因变量为自评健康，模型（5）～（8）的因变量为心理健康。其中，模型（1）和模型（5）为基准模型，只放入了体育锻炼、年龄、年龄的平方和控制变量（版面所限，控制变量未呈现）。

模型（2）与模型（6）重点考察了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回报效应的变化。结果显示，自评健康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年龄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但心理健康的年龄效应不显著（年龄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无论是自评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体育锻炼与年龄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而与年龄平方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这表明体育锻炼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回报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 U型”关系。图1和图2进一步直观地展示了这一趋势，即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先下降后上升。

模型（3）与模型（7）探讨了世代差异如何影响体育锻炼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世代效应可能反映了不同出生年代的人群在体育锻炼习惯与健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2的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自评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世代的回归系数都非常显著，这说明体育锻炼的身心健康回报在不同出生世代的老年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具体的变动趋势如图3和图4。

模型（4）与模型（8）聚焦于时期变化对老年人体育锻炼与身心健康回报关系的影响。时期效应可能由社会经济环境、政策导向及文化变迁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自评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时期的回归系数均非常显著（均为0.001，且显著性水平为P＜0.001） ，这表明在不同的时期内，老年人体育锻炼的身心健康回报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具体的变化趋势如图5和图6。

4.2 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效应回报的年龄效应

为了更加形象具体地呈现老年人体育锻炼身心健康回报的年龄效应，对表2中的模型（2）和模型（6）的回归分析以图形方式呈现，其中图1是老年人体育锻炼身体健康回报的年龄效应，图2是老年人体育锻炼心理健康回报的年龄效应。

从这2幅图示中，可以得到如下4点研究结果。（1）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无论年龄如何变化，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上的收益均高于不参加锻炼者。这表明体育锻炼在老年健康管理中起着关键作用，不仅能显著改善健康，还能延缓衰老、提升生活质量、增加社交支持，促进健康行为，帮助老年人实现健康老龄化。因此，鼓励老年人参与适度、规律的体育锻炼是提升生活质量和延长健康寿命的有效途径。（2）健康回报的“U型”趋势。随着年龄增长，体育锻炼的身心健康回报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生理功能适应与锻炼累积效应理论表明：长期规律性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健康的累积影响初期，衰老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功能退化可能使锻炼效果不明显，但长期坚持锻炼的益处逐渐显现，帮助身体恢复活力，提升心理适应能力，最终带来显著的健康回报。（3）心理健康的相对稳定性。相比身体健康，老年人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回报的年龄效应波动较平缓，说明随着年龄增长，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更大，而对心理健康的回报可能更持久。（4）心理健康拐点的早现。心理健康的“ U型”拐点比身体健康出现得更早，表明心理老化可能比身体老化更早显现并得到干预。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介入和社会支持有效，使得心理健康在较早阶段出现改善，而身体健康的改善则需要更长时间积累。

4.3 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效应回报的队列效应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回报的世代效应，表2中的模型（3）和模型（7）的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图形化方式呈现。其中，图3展示了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回报的世代效应，图4则展示了老年人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回报的世代效应。

由此可见，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在不同出生世代上均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出生的老年人中，体育锻炼对其身心健康的回报效应相对较低，甚至一度呈现负效应。尽管经历了短暂的回升，但整体来看，体育锻炼对这一代人的健康回报微乎其微。相比之下，“30后”和“40后”出生的老年人中，体育锻炼的回报效应达到峰值。然而，随着“50后”出生的老年人进入晚年，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又开始下降，甚至趋近于零或为负。

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各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变化、经济条件、公共卫生发展和体育文化普及对世代效应的综合影响。20世纪 20年代出生的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经济大萧条，这些因素导致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基础较为薄弱，即便在晚年通过体育锻炼，也难以显著改善健康状况。相比之下，20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人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期，享有了较好的营养、医疗保障和体育锻炼机会，特别是在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动下，他们更早接触并参与体育锻炼，因而在老年时获得了显著的健康回报，回报效应达到高峰。然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积累了严重的健康欠缺和心理压力，尽管他们在老年时尝试通过体育锻炼改善健康，但因基础薄弱和社会压力增加，健康回报效应快速回落。这一趋势充分说明了社会历史因素如何深刻影响不同世代的健康状况及其在老年时的体育锻炼回报。

4.4 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效应回报的时期效应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回报的时期效应，表2中的模型（4）和模型（8）的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图形化呈现。其中，图5展示了老年人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回报的时期效应，图6则展示了其对心理健康回报的时期效应。通过这些图形可以看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时期效应趋势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一致。

这些趋势按照时期基本可以分为5个阶段。（1）小幅上升阶段（2010—2012年）。这一时期，正处于“十二五”规划阶段，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全民健身政策，如2009年的《全民健身条例》、2011年的《全民健身计划（ 2011—2015年）》及《老龄事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这些政策一定程度地提升了老年人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推动了体育设施和健康服务的投入，使得体育锻炼对健康的回报在这一阶段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2）小幅下降阶段（2012—2014年）。虽然在这一阶段，有全民健身政策和老年人体育政策的出台，如《关于促进老年体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等，但是中国的雾霾问题从2011年开始变得显著，2013年达到高峰，被称为“雾霾元年”。人们带上了口罩，减少了户外活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因而这一阶段体育锻炼的身心健康效应下降。（3）迅速回升阶段（2014—2017年）。随着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空气质量在2014—2017年期间逐渐好转，环境的改善使得老年人更愿意进行户外活动，体育锻炼的频率和质量得到了提升，从而促进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另外，2016年连续出台了几项重要的全民健身政策如《老年人体育健身工程》《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国家加大了对老年人群体的关注力度，推动了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和老年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这些政策为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广泛的支持和保障，促进他们的健康效应迅速回升，达到了新高。（4）快速下降阶段（2017—2020年）。这一阶段，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显著下降，主要受到3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政策效果进入平稳期。这一阶段全民健康和老年健身政策出台数量放缓，前面虽有政策支持，但政策效果归于平稳。其次，老龄化加剧。到201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并且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显著增加，慢性病负担加重，使得老年人从体育锻炼中获得的健康回报效应下降。最后，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暴发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参与度和心理健康产生了重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健康回报效应的下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这一阶段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的显著下降。疫情使这一时期的健康效应跌至谷底，反映了社会突发事件对健康管理和锻炼活动的重大冲击。（5）缓慢复苏阶段（ 2020—2021年）。疫情的冲击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随着疫情防控的逐步推进和社会活动的恢复，人们开始更加注重身体健康管理。尽管疫情仍未完全消退，但大众对健康的重视度明显提高，重新参与锻炼和健康活动，推动了身体健康回报效应的缓慢回升。同时，这一阶段出台了多项新的全民健身政策，如2019年《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健身工作的意见》和2021年《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年）》《全民健身条例（修订版）》，以及《“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和《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这些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逐渐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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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老年人体育锻炼与健康回报关系置于个体生命历程和宏观社会变迁去分析考察，运用HAPC模型，系统性地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世代背景和年龄段对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效应的复杂互动关系，填补了以往研究在多维时间分析上的不足。这不仅为理解体育锻炼在老龄化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视角，还为制定未来更加精准和长效的老年健康管理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5.1 结论

（1）老年人体育锻炼具有显著的身心健康回报效应。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在不同年龄段、世代背景还是历史时期，参与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健康水平均优于不参与锻炼者，这凸显了体育锻炼在老年人健康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2）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随着年龄推进呈现“U型”规律。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型”趋势。初期锻炼效果因衰老带来的功能退化可能较为有限，但长期坚持锻炼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改善，尤其在老年后期。

（3）不同世代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出生世代的老年人在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由于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社会动荡和经济不稳定，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相对较低。相比之下，20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达到了高峰。然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由于经历了特殊历史阶段，导致他们的健康回报效应再次下降。

（4）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随历史时期变化而产生波动效应。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健康回报效应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波动变化，整体趋势为：2010—2012年小幅上升，2012—2014年小幅下降，2014—2017年迅速回升，2017—2020年快速下降，2020—2021年回升。这一表现受到全民健身政策、老年健康管理政策和重大公共安全卫生事件的影响。

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运用CGSS中7期横向截面数据探讨老年人体育锻炼健康回报的3种时间变迁效应，但未深入分析该时间效应在不同老年群体中的异质性（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区域、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状况等） ，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优化研究设计，以便更深入、综合地探讨体育锻炼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时间动态关系和群体异质关系。

5.2 建议

在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之际，体育锻炼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应进一步增强老年人体育锻炼的成效，缓解老龄化负面影响。

首先，应强化老年体育锻炼的政策扶持与推广力度。研究发现，全民健身政策显著影响体育锻炼的身心健康回报效应，政府需持续推动并完善全民健身政策体系，尤其要加大对老年人群体的宣传力度，深化他们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可通过组织社区活动、开展健康教育及利用媒体宣传等多种渠道，激励老年人参与适度且规律的体育锻炼，助力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其次，需完善社区层面的健身设施与服务体系，并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的健身计划。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托，政府及社区管理者应加大对社区健身设施的投入力度，确保老年人能够便捷地进行体育锻炼。同时，社区还应根据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年龄阶段和出生世代等特征，提供个性化的健身指导方案，并配合固定的健康监测服务，以科学指导老年人进行锻炼，有效预防运动伤害。在面对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更应该为他们设计特殊的适合居家的身体锻炼方案，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使他们能够平稳度过特殊困难时期。

最后，建议促进跨代交流与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通过加强跨代沟通与社会互动，可以显著增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增强异质性社会资源和信息的传递进而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政府与社会组织应积极开展跨代交流活动，如鼓励家庭成员共同锻炼、社区联谊体育活动、专业健身社会指导员进社区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多体育锻炼和社会交往机会，减轻孤独感，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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