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钱给母亲养老的老年犯|报告管教

“报告管教”系列

我是一名监狱警察，从业几年，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服刑人员。

起初，我打心底里认为他们都是穷凶极恶、不值得同情和原谅的，如果我对他们有所宽容，那就是对受害者的不公平。可随着长时间的相处，我发现固然有些服刑人员罪孽深重、不思悔改，但同样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会在狱中努力地救赎自己。我尝试与他们沟通谈心，倾听他们的过去，共情他们的喜与悲。我发现自己逐渐喜欢上了这种方式，因为与卷宗上冰冷的文字相比，当事人口述的心路历程会更加生动、有血有肉。

写下这些故事，是想记录被困在铁网高墙中的迥然不同的灵魂。也是试图在真实复杂的案件中，揭开人性的谜题。

2025年1月27日，整个监狱都洋溢着春节将至的喜悦氛围：路灯杆上更换了鲜艳的国旗，厂房门口高高挂起崭新的灯笼，每个监区都张贴着手写春联，就连院内播放的歌曲也从平日的红歌切换成了流行歌。

这天上午，除了正常执勤的狱警外，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办公室，或是讨论春节如何换班，或是讨论哪部春节档电影更值得观看。正聊得热火朝天呢，监区长突然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要求我们在中午收工后对厂房进行一次彻底清查——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再加上距上一次“清监”（对监舍等区域进行例行或突击检查的行动）才过去了2天，大家的脸上顿时都露出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中午，收工铃一响，所有服刑人员依次从工位中走出，喊着口号，整齐地汇聚到中间区域站队报数，等搜身安检后再有秩序地返回监舍。随后，我和同事们迅速分好小组，展开了行动。

厂房共有12条生产线，东西车间各6条，每条生产线中间都有1条流水槽，大约40到50个工位分列两侧，每个工位都配备1台缝纫机和1个物料筐。生产线的排查相对简单一点，服刑人员藏匿物品的地点无非就是物料筐底部、流水槽中、机台下方或是一些衣物的口袋，私藏的也大多是断针、缝纫机配件以及利用原材料私制的鞋垫、褥子，偶尔也会搜出香烟和食物。但车间北侧的生产辅助区域排查起来就复杂多了，那里从东至西依次是辅材区、裁剪区、打版区，常年堆积着大量的布料、机器和工具，极易藏匿物品。

一开始，清查进行得很顺利，我们还吐槽监区长过于谨慎，没成想到了打版区，一位同事发现了些许异常——一堆亚克力板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角落里，压在最底下的一块，边缘竟贴着黄色胶带。亚克力板是服装打版会用到的工具，由厂家提供，为了保证精度，是不允许有任何遮挡的。而且这种材质硬度较高，通常不易损坏，一旦出现裂痕也需要立刻向狱警报备更换，近几个月没人上报过这种情况，所以这一定有问题。

我们将上层的板子逐一移开，最底下的那块长方形亚克力板露了出来。同事拿起来，撕开层层胶带，再轻轻一拽，一把长约40公分、宽约两指、表面布满了斑驳划痕的“匕首”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刀刃部分已经打磨光滑，但并不具备切割能力，显然，这还是一件半成品。

亚克力板属于公用物品，负责打版的12名服刑人员都有嫌疑，我们一时无法锁定是谁干的。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事将这件“凶器”收进了口袋，随后简单还原了现场。返回办公区，监区长见了“匕首”，语气中满是抑制不住的怒气：“平时你们太安逸了，导致现在连身为狱警最基本的警惕性都没有。不找出这个人是谁，谁也别想回家过年！”

我们不敢吭声，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郭队——他是车间辅助线的队长，主要负责辅料供应、模板制作和垃圾清理。因为他那条线上的工作难度小、劳动强度低，每次分配“新投”（新来的犯人）时都轮不到他挑选，留给他的大都都是些老弱病残，因此他那块的产值在车间里也常年垫底。

郭队先是一怔，又不满地扫视了我们一圈，冷哼道：“平时分配‘新投’的时候想不到我，现在出了事你们倒是第一个记起我了？我们线上的人都什么德性你们不清楚？说句不好听的，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子，监狱大门敞开都不敢多看一眼，他们能有这个胆量持有危险品？”

郭队认为，辅助线人流量较大，那把“匕首”多半是其他线上的人制作好后藏匿在这片区域的，不应该把侦察重点放在他这条线上。而我们则认为亚克力板的制模、脱模、打磨都需要大量时间，如果在生产线上干，那人早就被发现了。

眼看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监区长站出来打圆场：“争这些有什么用？事情已经发生了，找出证据锁定嫌疑人才是最紧要的。”他沉吟了片刻，拍板定了最终方案：大家分成AB组，A组负责在服刑人员出工后实时盯紧现场，观察生产辅助区域的服刑人员异常活动情况；B组负责调取近几日的监控录像，追踪这把“匕首”的制作、藏匿过程。

当天下午，几乎在同一时间，AB组锁定了同一个嫌疑人——刘志国。

刘志国63岁，因诈骗罪获刑5年，入监后被分配到我们三监区。由于他行动能力欠缺，无法胜任生产线上的劳动工种，再加上性格孤僻、疑似存在精神问题，无人挑选的他最终自动流转到辅助线上，成了一名制版工。

我对刘志国印象倒深刻：他个头矮小，头发稀疏，一只瞳孔在眼睛的正中间，另一只却歪斜到了眼角。这个老头不仅外貌欠佳，反应还迟钝，说话慢，走路慢，每次往前跨一步都需要用一侧身体带动另一侧——这样的人，很难想象到他竟能诈骗成功。此外，他在狱中的人缘也不好，三监区的宿舍他都待过，但没过几天就会有人申请要求将他调到别的宿舍去。最终，郭队没办法，只能强压，才勉强让刘志国有了固定住处。谁知消停了没几天，我们清监时搜到了刘志国的铺位，就发现他的水杯中漂着黄痰，洗脸盆中满是用过的卫生纸和团成团的臭袜子。郭队脸色难看，说：“他们又欺负刘志国了。”

刘志国受欺负不是秘密。打饭时，一些服刑人员会故意给他减少分量，还有人在他的囚服画小乌龟、把他的裤子剪个洞、藏起他过冬的衣服、在他被子上撒凉水……他们当面奚落他、嘲笑他，叫他“傻子”、“弱智”时甚至都不避讳狱警。即便我们对带头人处以严厉惩罚，也不能抑制住这种霸凌风气。反观刘志国，面对别人的戏弄侮辱，不声不响，只是一味陪笑。我气不过，在一次处理完这种事儿后找到他，说：“如果还有人欺负你，你要主动过来找我们帮助，不公平的事我替你出头。”可刘志国说了声谢谢，不再言语，此后没有找过我一次。

我和三监区的其他队长聊过，他们大多和刘志国说过类似的话，但奇怪的是，哪怕那么多狱警表示愿意为他出头，刘志国仍旧不断退缩。时间久了，那些欺负他的人更是变本加厉——他们都知道，刘志国不敢告状。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刘志国连愤怒的情绪都不敢表露呢？难道他真的有精神问题？他制作“匕首”是想要报复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吗？我心生疑窦，翻起了刘志国的卷宗，再结合其他服刑人员的说辞，似乎找到了答案。

一切缘由，还要从他的案情上说起。

2000年，刘志国和母亲在北方某小城租住了一间30多平的门房，算是安了家。这间房原是堆放杂物的仓库，房东刚结婚不久，手头紧，便将其租出去补贴家用。自打生活在一起，房东就对贫穷的刘志国母子多有照拂，平日送他们一些瓜果蔬菜，房租也从未涨过。转眼10年过去，刘志国的生活没有任何起色，依旧贫困潦倒，可房东一家却有了新的际遇，举家搬离了那座小城。临行前，房东将自家房屋委托给刘志国照看，之后几乎没再回来，双方只通过电话联系。

到了2022年，有小道消息称刘志国租住的这一片区域被纳入了城市改造拆迁范围。房东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刘志国，说无论是真是假，之后他都不会再收取房租，但如果拆迁公告下发，刘志国母子只能搬离。

这下，刘志国失了神，他本来以为自己能在这儿住一辈子，20余年过去，附近熟悉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他都没想过离开，更何况近几年他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自己也因为脑梗失去了劳动力，他们还能去哪儿呢？

刘志国不忍母亲和自己一同沦落街头，心中生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2022年3月，刘志国瞒着母亲四处散播自己要急售房屋的消息，售价远低于市场价。陆续有人前来询问，有的是道听途说这片房屋要拆迁，想捡个漏，发一笔横财；有的是单纯贪图房价低廉；当然，也有人是来试探的，他们质疑刘志国卖房的真实性。

刘志国解释说，拆迁消息虚无缥缈，眼下自己急需用钱，哪怕最终拆迁了他也认，绝不拿一分赔偿款。但是买家想要买下这房子，必须先答应他的几个要求：第一，需要先支付10万元定金，尾款待过户完成后一并结清；第二，房屋暂时无法过户，但可以签订相关协议；第三，在房屋过户之前，他们母子还得住在这里。

这要求并不合理，劝退了许多人，但仍有部分投机者不死心。他们四处打探消息，通过一些街坊邻居打探刘志国的情况，彼时周围的邻居已经换了好几茬，知晓实情的人并不多，还有人说刘志国确实生活拮据、他母亲常年卧病在床，这进一步印证了刘志国急需用钱的说辞。

终于，第一个耐不住性子的人上钩了。他要求将定金降至5万元，刘志国想坚持，又怕事情拖得太久败露，一咬牙就同意了。他不识字，找了一家复印店老板帮忙起草协议，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当天就拿到了定金。

2023年，拆迁公告正式发布，房东联系刘志国，说自己近期将返乡办理拆迁评估事宜，让他收拾行李准备搬家。买家也看到了公告，多次登门，要求尽快过户，刘志国一直借口拖延。几天后，房东带着评估小组的工作人员，在自家门口遇到了前来催过户的买家，这场骗局终于败露。此时，刘志国的手机已经打不通了，无奈之下，双方报了警。不久后，警方在郊区的桥洞底下抓住了刘志国。

刘志国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却对赃款去向缄口不言，他全身上下只有几百元现金，最值钱的东西是一部屏幕碎裂的手机。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那5万元流入了一家养老院的账户中，刘志国这才承认自己骗钱是为了给母亲养老。他已经与养老院签订了合同，购买了20个月的服务，为了保证后续护理费不断，这段时间他捡破烂、卖家当的钱也全部打入了养老院的账户中。

买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拿着刘志国与他签订的合同多次上诉至法院，要求房东履行或将他的损失退回。被法院驳回后，又以“房东对房屋管理不善，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为由继续上诉，那位善良的房东因此深陷诉讼的泥沼。

我看了刘志国入狱时填的表，“亲人”那一栏只有他母亲，地址和电话栏空空如也。按照惯例，新入监的服刑人员除了要向分队长报备个人情况，同监舍的人也会主动打听其家庭背景、刑期长短、犯罪缘由。刘志国也不例外，毫无经验的他在众人的询问下，如实讲述了自己的案情。大多数服刑人员心中仍有“江湖道义”，他们认为刘志国对房东属于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打心眼里瞧不上这种行为，便联手孤立他。刘志国自知理亏，只能将这些奚落和谩骂吞进肚子里。

在狱中几个月，刘志国没有会见、没有汇款、没有书信，是标准的“三无人员”。这类人的改造压力往往比较大，郭队对他很关注，曾多次询问他有没有什么诉求。

第一次找郭队，刘志国小心翼翼地问：“我认真劳动，会不会有工资？”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又雀跃地问，这些钱他能不能都寄给他母亲？郭队特意和他解释，如果他愿意把劳动报酬用来缴纳罚金，能得到减刑机会。但刘志国态度坚定，执意要把所有的钱都转入养老院账户，自己一分不留。

1月27日下午开工后，刘志国撅着屁股在那堆亚克力板中不停地翻找，丝毫没发现我们已经将他团团围住。郭队轻咳一声，他才回过神，慌张地辩解说自己是在找模板。

同事从口袋中掏出“匕首”，戏谑地问：“刘志国，你是找模板，还是找这个呢？”

没想到刘志国反应激烈，竟直接扑了过去，那个拿着“匕首”的同事躲闪时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其他人迅速将刘志国制服，牢牢地控制住他的四肢。他在地上不断挣扎，脸上沾满了灰尘，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把“匕首”。那个同事自觉失了面子，火气腾地就上来了，从单警装备中抽出辣椒水就要对刘志国“上手段”，却被阴着脸的郭队给制止了。

过了整整10分钟，刘志国的反抗力度才逐渐减小。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泪水混着汗水滑落。良久，他闷声说道：“我出不去了，你们弄死我吧，我不想活了。”

我们没作声，一直冷眼旁观的郭队却突然怒不可遏。他把我们全部推开，拎着刘志国的衣领子把他拖拽带到窗前。窗外是层层铁网和高墙，他把刘志国的脸狠狠地摁在玻璃上：“你他妈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监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想死是吧，现在就去，我保证没人拦着你。就让你妈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看她能不能禁得住这样的打击！”

郭队松开手，刘志国像一滩烂泥般靠着墙缓缓滑落，他坐在地上，嘴巴一张一合，却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一时间，四周寂静无声，只有肩上的执法记录仪绿灯明灭，似乎宣告着这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过了一会儿，郭队叹了口气，将刘志国从地上扶起，给他拍了拍身上的灰，轻声说：“想见你母亲，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做笔录吧，配合点，领导问什么都要如实回答，我尽量帮你想想办法。”

等刘志国进了谈话室，郭队就一屁股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我走过去，他的神情有些不自然：“其实我早该想到是他的，但又觉得他没那么大胆子。说来说去，还是我工作上的失职，忽略了他妈在他心中的分量。”

原来，早在1个多月以前，刘志国就犯过事儿了。

那天晚上，狱警值班室警铃大作，是犯人按响了监舍里的报警按钮。同事们匆匆赶到现场，发现5、6个犯人正拉着愤怒的刘志国，他手持染血的杯子，地上的血迹鲜红刺眼。

和刘志国发生矛盾的是高阳，睡刘志国的下铺，平日里他对刘志国意见颇大，总变着法找理由欺负刘志国。那天晚上收工后，刘志国想上床休息，脱下鞋子后没有踩梯子上去，而是先踩到了高阳的铺位。随后，高阳愤怒地拍打上铺，让刘志国“滚下来”，扬言要和他好好算算账。

刘志国下床站好，高阳又叫来了所有舍友，一群人展开了对刘志国“种种罪状”的控诉。面对大家的指责，刘志国只是低头听着，并不反抗。也许是他的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让高阳的情绪愈发激动，指责渐渐演变成了肆无忌惮的谩骂：“×你妈”——就是这句话，刺激到了刘志国，他爬回床上，拿起了放在枕边的水杯，狠狠地掼在高阳脸上，高阳的鼻梁骨瞬间骨折，鲜血顺着指缝涌出。

因在狱内斗殴致人轻伤，刘志国被处以1个月禁闭惩罚，还面临着加刑。在禁闭室里，郭队和刘志国谈话，才得知他平日里的懦弱忍让是不想生出事端，而这次不再忍，是因为他的母亲被人侮辱：“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触碰的底线。”

郭队告诉我，刘志国的母亲是在异乡流浪的可怜人，在艰苦的岁月里，她靠帮别人种地、做针线活将儿子拉扯大。刘志国从小只有母亲，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和其他亲戚。打他记事起，村里关于他母亲的风言风语就从未停止过：有人说她是因为不守妇道才被赶出夫家，带着个野种到外地讨生活；有人说为了能将儿子拉扯大，她经常委身于村里的大户和光棍，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

村民们恶意揣测，肆意谈论，都不避讳这对母子。多少次刘志国都握紧了拳头想冲上去与人理论，但都被母亲堵住了耳朵、将他带走。母亲对他说：“志国，别人说什么不打紧，不要惹麻烦，我们会被赶走的。”男孩咬着嘴唇，咽下了所有不甘与委屈。

1976年的一天，村里大户的儿子在地里玩耍不慎摔倒，母亲带着14岁的刘志国正好经过，赶紧将男孩扶起，帮他擦拭衣服上、脸上的污渍。可那男孩不领情，还嫌他们手脏，他一把将刘志国的母亲推倒，学着自家大人的口气骂道：“野种贱人，别碰我！”刘志国的母亲愣在原地，半晌后才颤抖着从地上爬起，而刘志国已经与那男孩打成一团了。

得罪了大户，村里的宗族也容不下这对母子了，他们只好带着仅有的几样家当和为数不多的存粮，狼狈地离开了村子。无处可去，他们只好往城里的方向走，谁知到了城里才发现这里更加现实和冷酷——在农村实在没有吃的还能偷一点，可城里的一切物资都要靠票据，他们是农村户口，几乎什么都买不了，最困窘的时候，母子俩在垃圾堆里翻找吃食。

因为害怕被遣回原籍，他们整天东躲西藏。白天，母亲就去找裁缝铺打零工，一个月能赚十几元，但工资经常被拖欠。到了夜晚，他们就蜷缩在四处漏风的桥洞下、人来人往的车站门口。寒风刺骨，母亲把全部的温暖都给了刘志国。

到了80年代，一天，母子俩在车站休息时听到乘客的议论，说本地一家纺织厂正在招工。刘志国的母亲特意挑选了自己最干净的衣裳，鼓起勇气去报了名。那家纺织厂因为急需大量女工，放宽了招工限制，再加上刘志国的母亲确实手巧、有相关经验，最后如愿进入纺织厂成了一名临时工。虽然收入不高，但他们母子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和以前食不果腹的生活相比，母亲进厂后，他们偶尔还能尝到一些荤腥。

纺织厂的员工宿舍只给正式员工提供，临时工要挤十几人间的大通铺。屋里冬天冷、夏天热，满地的蚊虫。刘志国已经成年，跟母亲一起住宿舍终归不妥，母亲便去央求关系要好的正式工，若对方晚上回家住，就让刘志国去睡他的床铺。要是对方在厂里休息，那天晚上母亲就带刘志国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将就一晚。

因为从小营养不良，刘志国比同龄人要瘦小得多，他也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工厂大多数岗位只要力工，他没有文化，身无长技又体弱力薄，没人愿意要他。于是，他只能白天去垃圾场和车站捡废品，有的乘客看他可怜，会给他一些干粮和钱。他不做出格的事，也不影响乘客，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年后，母亲因表现优异，通过了内部考核，转为纺织厂的正式员工。她不忍儿子如此浑浑噩噩地混生活，就将自己的工资折价换成布票、糕点票，让刘志国在车站附近摆摊。第一次并不顺利，摊位刚刚铺开还没放几样东西，就被赶来的执法人员罚款1元。刘志国苦苦哀求，他的东西才没有被没收。后来，刘志国明白了摆摊的“规则”，也和车站周边的执法人员日渐熟悉，小摊增加了报纸、香烟、火柴之类的商品，他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生意刚见好，刘志国的生意就被一群流氓给盯上了，他们扬言这块区域归他们管，要刘志国每个月都交“保护费”，否则就掀摊。刘志国不敢反抗，只得掏钱，见他如此爽快地交钱，那些流氓愈发贪得无厌。无奈之下，刘志国只能放弃这个摊位开始“打游击”。由于没办法携带太多物品，他的生意大不如前。

1997年，刘志国的母亲退休了，不得不从员工宿舍搬出。当时母亲一个月的退休金有200多元，再加上刘志国摆摊和打零工赚的钱，虽然买不起房，但也够租一间宽阔的平房了。母亲一辈子节俭，坚持租住城郊区域的筒子楼，那里不仅隔音差，房间还小，刘志国的货物只能堆放在外面。到了2000年，刘志国终于说服母亲换租到城区内，他们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那间30多平的门房。

退休后，刘志国的母亲一直在小服装店、裁缝店接一些零活补贴家用。一次回到家，刘志国突然发现母亲的手指上有多处新旧不一的伤口，再三追问下，才得知她最近频繁头晕，视线也越来越模糊。刘志国立刻带母亲去医院，结果显示她患上了青光眼——这病是无法治愈的，只能尽量控制病情发展。

刘志国好说歹说，才让母亲同意不再接零活，但母亲又背着他找了一份扫大街的工作。这些年，老太太心里一直有个结——儿子年纪大了，还未成家，她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儿子，所以想着帮儿子多攒一些钱，在城里买楼房，再风风光光地娶一个媳妇。

可刘志国并不想结婚，他太穷了，从小到大的经历让他打心眼里自卑。2013年，刘志国突发脑梗，花光了他们本就不多的积蓄。此后他不但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面容也变得僵硬扭曲。母亲的视力变得越来越模糊，随着年龄增长，老年病也接踵而至：高血压、关节炎，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有时站立久了她都疼得受不了。两人看病吃药，让这个家开始入不敷出。待病情稍稳定后，刘志国便强撑着不便的身体，忍受着别人异样的眼光，继续外出摆摊。有时他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甚至想买瓶农药和母亲一同解脱。结果，他先等到了房东的“好消息”，也因此走上了一条歪路。

将母亲送进养老院之后，刘志国就和母亲告了别：“妈，我要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以后不能经常回来见你。”

“或许是我，激发了他越狱的想法。”郭队说。

春节前，刘志国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迫切地想知道母亲的近况。他向郭队“请假”，提出想要外出探亲——他曾听别人讲过“保外就医”、“假释”，还以为入狱就像上学一样，请假就能出去呢。

郭队耐心地跟他解释监狱的特殊性和相关名词的真正释义，他表现得很沮丧。郭队不忍心，主动提出愿意代他到养老院去探望他的母亲，他想说什么话也可代为转达。刘志国想了很久，最终还是谢绝了，他怕郭队说不清楚，反而让母亲更担心。

“可能听了我的解释，刘志国意识到无法与他妈见面，这才滋生了逃跑的想法。虽然他的行为不符合监狱的相关规定，但我觉得他的所作所为包括一些想法都与正常人有异，确实存在精神问题，这次应该只是一时冲动，走了歪路。”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好奇地问。

“能怎么办？我是他的分队长，他出这么大事我也有责任，肯定要给他求情从轻处理呀，大不了就是被领导骂一顿呗。”郭队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无奈，“唉，也不知道他们母子还有没有相见的一天。”

我站起身，看了看谈话室，讯问似乎已经接近尾声，监区长正拍着桌子发脾气。监狱里，一个服刑人员私藏危险品、冲撞警察，哪一条单拎出来都够刘志国受的，而我们领导又是出了名的脸臭。依我看，郭队这个情怕是很难求。

我心中为刘志国捏了一把汗。

“吱呀”一声，谈话室的门开了，监区长气冲冲地把笔录甩在郭队身上：“大过年的给我添堵，你自己看看笔录上说的都是什么玩意？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分队？谈话室里好几个摄像头对着，他敢大言不惭地和我说他要出去？！他疯了还是我疯了？”

“领导，刘志国脑子有点问题，你别生气，他只有他妈一个亲人，一时冲动犯错也是情有可原嘛。”郭队赔笑，赶紧为监区长刷开办公室的门，“他刚从禁闭室出来，再加上过年，你看，能不能对他的惩罚轻一点？”郭队越说越没底气。

“情有可原？”监区长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你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看脑子有点问题的是你，那是刀，是危险品，不是玩具！干了这么多年警察你连这点道理不懂？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得商量，必须顶格处理！”

我拽了一下郭队的衣服，示意他别再说了，可郭队不甘心，又拦下了监区长。

“你哪来那么多话，该干啥干啥去。”没等郭队说完，监区长就厉声打断了他，“我现在有事要出去，没时间收拾你，等我忙完再找你算账。”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从郭队手中要过笔录，看到刘志国讲到关禁闭的日子枯燥孤独，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母亲在养老院的日子会不会也像禁闭室一样难熬？会不会也像他在狱中一样被人欺负？会不会吃不饱、穿不暖？养老院会不会照顾不周？这些思绪像毛毛虫一样在刘志国的心上不停爬走，慢慢的，他坚定了越狱的想法——在他看来，越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有武器，谁也不敢阻拦他，他就能逃出去见母亲了。

监狱里没有任何可以充当武器的物品，刘志国就把目标转移到一块很少被用到的亚克力模板上。他先借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收集了一些缝纫机的断针，每日出工后再在打版机上借助布料的遮掩，用断针一点点刻画出匕首的形状。收工后，他又主动承担整理模板区域材料的工作，把尚未成型的“匕首”压在所有模板的最底层。一周后，他偷偷将这块板子固定在打版机上，每天偷偷按压刻痕区域，直到它彻底断裂，“匕首”脱模了。

为了掩藏这块异常的亚克力板，刘志国找到线长，谎称自己为了快速区分每天会使用的模板，需要一截透明胶带贴上纸条，好当记号。线长见他每天主动打扫区域卫生是想认真改造的样子，就答应了。正是借助这一截透明胶带的粘合，这块模板躲过了几次“清监”。

接下来就是打磨了。每天刘志国都有工作要干，他只能在出工时把“匕首”踩在脚底摩擦，或一边制版一边在打版机的棱角上偷磨。为了争取时间，他甚至放弃了放风上厕所的机会，有时实在忍不住，要么尿在裤子里，要么趁人不备尿在垃圾棉堆里。

眼看春节即将临近，刘志国知道假期期间不会再进厂房，1月27日一早，他便琢磨着如何把“匕首”带回监舍。可没过多久，当他看到本该休班的各队长一一出现在办公室，心里一下就慌了。他更换了数个地点后，最终还是决定把“匕首”倒转方向，藏回原处。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找线长要胶带，但没想到前几天打包货品，透明胶带用光了，线长打算待年后再申领。慌乱中，刘志国脑子一热，竟将划地线用的黄色胶带揭下，贴在了那块亚克力板上……

笔录的最后，他说道：“求求你们，放我出去吧，哪怕一上午也行，让我见我妈一眼。我妈……没几年能活了。我保证，我一定会回来，到时候给你们当牛做马我也愿意。”

2025年1月30日，大年初二，我值班。

那几天都没有见到监区长，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他没有处理郭队，也没有处理刘志国，只是交代我们值班的时候多加留意刘志国。我坐在监控室里看监控，刘志国站在监舍的窗边一动不动几个小时，和屋里欢声笑语的氛围格格不入。早上交班时同事说，这几天刘志国除了吃饭睡觉，一直是这种状态。

我有心想把刘志国叫到大厅里开导开导，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称赞他的孝心？可他行为不当，似乎不合适。

这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那头传来了监区长疲惫的声音，他让我在半小时后把刘志国带到配餐中心去。

“收到。”我顿了顿，又问，“领导，需要加戴戒具吗？”配餐中心和禁闭室相邻，我以为是刘志国的处理结果下来了。

“戴个屁，你让他好好收拾收拾，给他拿一套新的囚服，整得干干净净的。行了，挂了，我这忙着呢。”监区长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我去监舍找刘志国，他还对着外面发呆，我喊了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在我的指令下，他像机器人一样换衣服，我让其他人赶紧帮他洗脸搓手，他全程木然，任人摆布。

室外寒冷，北风卷起地上的残雪不断拍打在我们身上，我不住地呵着手，刘志国依旧垂头丧气，似乎对外界的环境温度没有了感知。等待几分钟后，监区长和郭队的身影出现在拐角处，除了他们，还有一名推着轮椅的护士，轮椅上面坐着一个被厚被子包裹着的老太太。

我心中了然，推了推一旁的刘志国：“抬头，你看看那是谁？”

刘志国茫然地抬起头，脸上的神色逐渐从麻木变为难以置信，再变得激动。他忘记了纪律，径直向他们的方向跑去，我一边追赶一边喊让他小心脚下。

刘志国的母亲白发苍苍，脸上布满了皱纹，面相慈祥。刘志国一到跟前就趴在她腿上嚎啕大哭，语无伦次地问她怎么来了。监区长一反常态收起了大嗓门，温柔地说：“刘志国，天寒地冻的，别让老太太着凉，我们去配餐中心说。除了让你们母子见面，还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顿迟来的年夜饭。”刘志国赶紧从地上爬起身，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搭在母亲的腿上，他推着轮椅，嘴里不住地向我们道谢。

原来，那天做完笔录监区长发了脾气，可终究还是心软了。他去了养老院，铺垫了许久才告诉老太太，刘志国现在在我们监区服刑，怕老人担心，他又介绍了监狱的设施和环境，最后才小心翼翼地邀请她去看儿子。老太太连连点头，可养老院不肯放人，说老人身体不好，禁不住折腾，他们负不起责任，后来还是郭队出面作保，说出了问题他负全责，养老院才同意。监狱这边的困难就更多了，由于刘志国母亲岁数太大，还要带上一名没有血缘关系的护工，不符合入监会见的要求。监区长急了，把大领导堵在办公室，不让他回家过年，又摆事实讲利害，最终才拿下了审批——为了刘志国的事，监区长过年都没有好好陪自己的家人。

我们一行人到了配餐中心，桌上已备好了几道家常小炒，刘志国扶母亲坐下，我们就坐旁边的空桌。只见刘志国率夹起一块红烧肉先放入自己嘴里，我刚想和郭队吐槽他不懂礼数，却看到他将嚼碎的肉吐出，用筷子仔细翻了翻，确定没有硬肉块后，才夹起一点送入母亲嘴中。随后，他不好意思地向我们解释：“我妈她牙口不行了，只能这样喂，你们别嫌弃。”我们笑着摇了摇头，示意他不用在意。

席间，刘志国把积攒已久的思念和歉意不断地说给母亲听，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他母亲伸手擦拭他的泪水，眼眶也湿润了。时间过得很快，老人家露出了倦容，刘志国擦了擦眼泪，跪在母亲面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随后又站起身，郑重地对我们深深鞠了一躬，这才哽咽着开口：“麻烦各位警官将我妈送回去吧，她该休息了。”

回监舍的路上，郭队问刘志国对今天的惊喜满不满意？刘志国不住地点头，眼睛却一直飘向大门的方向。郭队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语气认真了起来：“对于改造良好的罪犯，我们都会给予亲情帮教的鼓励，所以只要你之后好好表现，我一定会为你争取，到时候你就能通过正常渠道去见到自己的母亲，明白了吗？”

年后，刘志国私藏危险品的处理结果下发了：因管理失责，郭队要在监区内部做检讨；念及危险品不具备杀伤能力，未产生严重过错，加上刘志国精神状态不稳定，最终给他记过一次，严管1个月，扣除当月改造分。

再次出工，刘志国和之前判若两人，他每天超额完成工作任务，还牺牲休息时间主动参加各项活动和学习，只为了赚取改造分。最终，在6月申报亲情帮教名额的合议会上，郭队首推刘志国，获全票通过。

2025年7月14日，当我带着相机赶到教学楼礼堂时，已经是上午10点了。

时隔半年，刘志国母子又在狱中团聚了。刘志国坐在座位上，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台上的节目精彩纷呈，但他们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彼此身上。见我走近，郭队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刘志国，你想不想要一张和你母亲的合照？”

刘志国一怔，猛地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盯着我胸前的相机，不住地点着头：“陈队，真的能给我们拍一张吗？”

“这可不行，监狱有明确规定。”我故意面露难色摇摇头，“不过——如果你要是愿意拍上10张，我就能答应你。”

台上的表演结束了，我示意刘志国母子准备上台合影。刘志国小心搀扶母亲走上台，认真帮她整理头发，他母亲也颤颤巍巍地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脸颊。我举起相机后退半步，不断按动快门，他们笑盈盈地依偎在一起，身后屏幕上“积极改造、早日团聚”的标语显得格外的应景。

我把照片打印出来分别递给他们，刘志国接过后郑重地放在口袋里，眼眶又红了。郭队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他好好改造。刘志国对我们和母亲深鞠了一躬，一步三回头地返回了队伍。

随后，我和郭队将老太太送到监狱门口，看着老人逐渐远去的身影，郭队沉默了很久才怅然道：“唉，或许他们在这里的每一次见面，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