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期型商保年金释放老年消费潜力的行为经济方案

摘 要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释放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是核心议题。即期型商业保险年金能将存量资产转换为终身现金流，传统观点认为其会抑制当期消费。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突破了生命周期理论的预算约束假设，论证即期年金的核心功能在于“修复”个体养老消费决策中的系统性心理偏差，从而重塑消费路径。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提供确定性契约缓解由“死亡率模糊”引发的深度焦虑；通过抬高收入参照点降低损失厌恶导致的过度节俭；通过设立强隔离的“养老心理账户”释放非年金资产的消费意愿；并通过决策简化与承诺机制克服拖延与认知负担。本文创新性地提出“节点B”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临近退休时资产观向现金流观转换的关键行为窗口，是政策与产品干预的最高效作用点。在“节点B”通过重塑“退休月薪”叙事、嵌入低摩擦的默认选项，并通过风险对冲机制提升长期支付可信度。最终，本文旨在将即期年金从一种金融产品，重新定位为稳定社会预期、促进老年消费的“心理基础设施”，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市场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南。

一

引言

一个直观的“悖论”长期存在着，将具有流动性的储蓄转化为未来分期支付的年金，似乎直接降低了当期可支配资源，从而应抑制而非促进消费。这一观点根植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生命周期假说（Modigliani & Brumberg, 1954），其隐含假设是个体能完全理性地平滑终生消费。但现实世界的“年金谜题”——即理性个体实际购买年金的意愿远低于模型预测——揭示了经典理论的局限性（Benartzi, Previtero, & Thaler, 2011）。

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为破解此悖论提供了钥匙。它指出真实的消费决策深受心理账户、损失厌恶、现时偏见及对不确定性的模糊厌恶等系统性偏差影响（Kahneman & Tversky, 1979; Thaler, 1985）。对于临近或已进入退休阶段的个体而言，抑制其消费的核心障碍往往并非财富总额，而是对“人活着，钱没了”的长寿风险的恐惧、对生活水平断崖式下降的担忧，以及管理复杂金融资产带来的焦虑。年金作为一种契约工具，其核心价值正是通过提供终身收入承诺，直接、有效地应对这些行为心理层面的约束。

已有研究利用DB领取选择数据揭示了退休者在一次性领取vs年金领取之间存在显著的选择惰性与框架敏感性（Mottola & Utkus, 2007）；另一些研究则从行为视角分析了养老金计划参与中的决策偏差（Madrian & Shea, 2001）。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精准识别行为干预的最佳时间窗口，并设计一套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方案，使即期年金从一个“可选的金融产品”，转变为一个能有效稳定预期、释放消费的“默认解决方案”？

本文为什么聚焦即期年金而非递延年金？即期年金的设计天然契合已持有一定存量资产、临近或刚进入退休阶段、亟需将资产转化为终身收入的群体。而年轻人或中年人往往处于财富积累期、负债较高（如房贷、教育支出）、消费需求多样且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偏好，他们更倾向于保持资金的灵活用途，以应对当前生活与发展支出，而非提前锁定为远期的确定性现金流。因此，从行为动机与财务现实看，促消费的政策工具应精准作用于已跨越负债高峰期、资产结构亟待“现金流化”的临退休人群，即期年金正在这一阶段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心理转换与消费激活功能。

二

促消费的行为经济学机制

年金促进消费的本质，并非增加财富的绝对量，而是通过改变决策者的心理感知、风险参照和认知框架，将“不敢花”的储蓄转化为“安心花”的消费。其作用机制可系统解构为以下五个相互强化的层面。

1

缓解“模糊厌恶”，将“死亡率模糊”转化为“现金流确定”

不确定性对消费的抑制，在年金情境下更精准地表现为“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Ellsberg, 1961）。相较于已知概率的风险，个体对概率未知的模糊事件（如“我究竟能活多久”）表现出更强烈的规避。这种对寿命长度“模糊性”的厌恶，导致个体在规划消费时被迫为“最坏情况”（超长寿命）做极端准备。即期年金通过保险公司的大数法则，将临退休个体无法承担的“长寿模糊风险”转换为一个精算确定、契约保障的终身支付流。它向消费者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活到何时，每月的现金流下限是确定的。即期年金通过契约将个体难以处理的寿命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预期的现金流下限，从而降低由不确定性（含模糊厌恶）引致的心理成本（参见Brown, 2007 对年金行为机制的综述）。

2

重置“损失参照点”，破解由损失厌恶主导的过度节俭

根据前景理论，个体决策依赖于一个参照点，且对损失的敏感度远大于等量收益（Kahneman & Tversky, 1979）。没有即期年金时，退休者常以“当前金融资产总额”为参照点，任何当期消费都被感知为资产的“损失”，并可能在未来被心理记账为“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罪魁”。年金通过创造一份稳定的终身收入，实质上是将个体的心理参照点从浮动的资产存量，重置为稳定的现金流收入。在此新参照点下，日常消费被视为用“月度收入”覆盖“月度支出”的正常循环，而非对“养老本金”的侵蚀。这显著降低了每笔消费所伴随的“损失感”和后悔预期，使消费行为得以回归更合意、更接近退休前生活水平的正常状态。

3

构建“隔离型心理账户”，释放非年金资产的消费流动性

心理账户理论指出，人们会将财富划分为不同的、非完全替代的账户，并赋予不同的消费倾向（Thaler, 1985）。即期年金合同天然构成一个边界清晰、用途明确的“养老保障核心账户”。一旦部分资产通过购买年金被正式划入此账户，个体在心理上便认为“养老的基本安全网已经织就”。其余储蓄、投资及其他流动资产，则更自然地被归类为“生活改善金”、“休闲娱乐金”或“应急与传承资金”。这种心理上的清晰切割，极大地降低了动用非年金资产进行消费（如旅游、适老化改造、支持子女）的心理障碍和负罪感，从而盘活了整体财富的消费效用。

4

提供“决策简化”方案，消除资产管理焦虑与认知负担

退休后自主管理养老资产是一项复杂且充满压力的任务，涉及资产配置、提取率、市场波动应对和长寿风险自担等多重决策。这种决策疲劳与资产管理焦虑会持续消耗认知资源，并促使个体采取过度保守的财务策略（如持有过多低收益现金），间接压制消费。即期年金将一系列复杂决策“打包”为一个简单的自动化方案，每月固定入账的金额。它将个体从持续的投资决策和市场监控中解放出来，减少了因担忧投资失败而“不敢花钱”的认知摩擦，使消费者能够更专注于生活本身，从而促进服务型、体验型消费。

5

实现“时间一致性”承诺，对抗拖延并锁定未来收入

行为经济学中的“现时偏见”使人们倾向于拖延重要但非紧急的长期规划（O’Donoghue & Rabin, 1999）。养老安排极易陷入“明日复明日”的拖延陷阱，而这种“未完成”状态本身就会形成一种持续的心理负担，抑制当期消费。年金是一种强承诺工具。一旦购买未来现金流就被不可逆地锁定。这迫使个体迅速从“犹豫筹划”状态进入“已安排妥当”状态，终结由拖延带来的持续焦虑，提前释放被“养老未定”所占据的心理带宽和消费预期，让终身财务规划变得清晰可执行。

三

作为行为干预窗口的“节点B”

本文所称的“节点B”，是以法定退休年龄为中心，通常涵盖退休前约数年（如5年）至退休后初期（如1年）的一段时间。在积累期（节点A），个体的养老决策更多围绕账户余额与投资回报展开；而在领取期（节点C），关注重点则转向“每月能领多少、能领多久”。节点B恰恰处于这两种认知模式的切换区间，是资产思维向现金流思维转化的关键过渡阶段。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看，节点B并非一个简单的时间节点，而是一个心理状态、风险认知与制度选择高度叠合的窗口期。

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个体并不会在所有时期以同等强度思考未来风险。在节点B，损失厌恶显著增强，对“退休后收入不足”的恐惧开始主导决策；同时，由于可逆性下降（工作机会、收入弹性减弱），个体对确定性现金流的偏好明显上升。这使得节点B成为年金化选择最容易被接受、也最容易被低摩擦触发的阶段。

从制度运行角度看，养老资产年金化之所以在许多国家长期不足，并非因为个体完全反对年金，而是由于决策成本过高、责任模糊且易被拖延，年金化往往被无限期推迟，导致“退休已发生，但收入结构尚未稳定”的状态持续存在。节点B的引入，使制度能够在一个行为上最敏感、心理上最易接受的阶段集中提供信息、设定默认选项并简化选择路径，可以显著降低决策摩擦，提高年金化转化率。例如，可以在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个人养老金的领取阶段，自动为进入“节点B”的参与者生成一份即期年金转换方案（可全额、可部分），并允许其在一段时期内主动选择退出或调整。帮助个体在“节点B”完成养老收入底盘构建，能系统性降低全社会老年群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知，从而稳定总体的老年消费预期，这对于提振服务型内需具有深远意义。

节点B的宏观意义，并不仅体现在养老金制度内部，更体现在其对消费预期的外溢影响。个体能够提前建立退休后现金流的确定性下限。这一确定性并不要求完全覆盖全部养老需求，但足以显著降低对“断流风险”的主观感知，从而释放被不确定性抑制的消费意愿。这种机制，与国际经验中即期年金稳定消费预期的作用逻辑高度一致。

本文提出五项可检验假设，分别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稳定性、行为机制中介以及制度工具的增量效应等维度刻画即期年金的经济影响。相应地，消费结果变量涵盖消费水平、服务型消费占比与消费波动性；核心解释变量为节点B阶段的即期年金采用及制度暴露情况；并引入不确定性焦虑、参照点认知、心理账户隔离与认知负担等行为变量作为中介机制，同时控制人口特征、资产状况与制度环境差异。在识别策略上，本文建议在数据可得条件下，采用事件研究、双重差分或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比较节点B前后及年金化与非年金化个体之间的消费变化，以缓解选择偏误并识别即期年金对消费的因果效应。在此文不做展开论述。

四

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首要的启示在于，强有力的制度设计是引导个体跨越“节点B”、完成年金化决策的关键外部力量。其核心逻辑是运用行为经济学原理，通过创造“温和的强制”或“聪明的默认”，显著降低个体的决策摩擦与认知负担。

行为研究早已证实，“现状偏见”会使人们倾向于维持默认选项。英美等国将此机制广泛应用于养老金领域。英国通过“自动加入”制度，使职业养老金的参与率得到革命性提升。美国在《SECURE法案》中不仅为雇主在401(k)计划中提供年金选项给予法律安全港，更要求退休计划定期向参与者展示其账户余额可转换成的“终身月度收入估算”。这一做法巧妙地运用了“框架效应”，将抽象的、令人焦虑的资产存量（我有50万美元），转化为具体的、令人安心的消费场景（这可以为您提供每月约2000美元的终身收入），直接作用于“节点B”个体的心理参照点，有效刺激了年金化需求。美国的联邦雇员节俭储蓄计划（TSP）同样采用了自动缴费和配比缴费机制，引导参与者为未来进行储蓄。

新加坡通过CPF LIFE在到龄时对符合条件者实施自动纳入的终身年金机制；荷兰等国家的职业养老金在领取端长期以终身年金作为默认支付形态，从制度上强化“账户资产向终身现金流”的转换。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马来西亚近年来的制度转向。作为长期以个人账户一次性或分期提取为主的典型DC制度国家，马来西亚的雇员公积金（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Malaysia，EPF）在2023—2024年启动了以“月度养老金现金流”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改革的关键并非改变其DC本质，而是在退休领取端引入“每月领取型（monthly income drawdown）”的制度化选项，并通过官方测算工具、默认展示口径和政策倡导，持续将成员的注意力从“账户余额还能剩多少”，引导至“每月能稳定领取多少、能否覆盖基本生活”。这一改革在制度逻辑上与英美的“终身收入展示”高度一致，但其适用情境更接近中国：在居民普遍存在强烈“余额思维”、对一次性提取高度偏好的背景下，政策并未简单依赖市场自发提供年金产品，而是由制度层面先行塑造现金流参照系，再逐步为终身年金、保险化解决方案创造需求基础。从“可一次性取现”转向“被引导持续领取”，马来西亚的实践表明，即便在尚未全面引入强制年金化的情况下，通过领取端规则与行为框架的调整，也可以在“节点B”阶段显著改变个体的决策轨迹。

这些经验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年金化并非单纯的产品选择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制度在关键时间窗口内主动介入、重塑心理预期与决策环境的系统工程。这一点，对正处在“节点B”制度空窗期的中国尤具现实启示意义。

五

面向“节点B”的综合性实现路径

基于前述理论与经验，本文提出一套以“节点B”为核心抓手的、五位一体的实现路径。

路径一：叙事重构——从“收益率竞赛”到“终身收入规划”彻底转变营销逻辑。销售话术的核心应从对比历史收益率，转变为帮助客户在“节点B”进行可视化规划：“您的XX万元积蓄，可以为您换来一份从下个月开始、每月YY元、发终身的退休工资。”通过强调“确定性”、“终身性”和“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直击客户对长寿风险的焦虑。监管部门可推动行业制定标准化的“终身收入转换因子”披露模板，便于消费者在“节点B”进行直观比较。

路径二：流程嵌入——在“节点B”设置低摩擦默认选项，推动将即期年金作为养老金第二、三支柱（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在领取阶段的默认或优先选项。当参保人进入法定退休年龄前一年的“节点B”时，系统自动向其推送2-3款标准化、可比的即期年金产品方案（如定额型、抗通胀递增型），并预设一个推荐比例（如30%资产转化）。个人可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一键确认”、“调整比例”或“完全退出”。此设计大幅降低决策成本，利用行为惯性提高转化效率。

路径三：产品优化——以“部分年金化”和“灵活性”为主流设计。明确将“部分年金化”作为市场主流和消费者教育的核心。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基本养老金+”组合产品，例如：一份保证终身的即期年金（提供基础收入）+一个具有灵活领取功能的万能账户（满足突发大额支出）。同时，探索开发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如罹患重疾）增加领取金额或退保的条款，增强产品弹性，打消流动性顾虑。

路径四：生态绑定——打造“年金即服务”的消费闭环。引导保险资金与养老健康产业深度融合。鼓励开发“专属用途年金”，如“养老社区入住年金”、“居家护理服务年金”。通过与优质服务提供商签订长期协议，确保年金收入可直接、优先用于兑换指定服务，实现“钱跟着人走，服务跟着钱来”。这不仅能强化年金的消费属性，还能推动养老服务业向标准化、规模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路径五：信任构建——通过风险对冲与透明化提升制度可信度。针对消费者对保险公司长期兑付能力的担忧，行业与监管应双管齐下。一方面，鼓励保险公司积极运用长寿风险再保险、发行长寿债券等金融工具，将极端风险向更大范围的资本市场转移，并在宣传中适度传递“风险已分散”的信号以增强信心。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强化对年金产品定价准备金、投资策略的审慎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行业性的长期偿付能力承诺和保障机制，从根本上夯实信任基石。

当然，政策层面给予二三支柱转换时点的税收递延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六

结论与展望

基于行为经济学分析，即期型商业保险年金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其本质在于通过金融工具的契约属性，修复和改善个体在养老消费决策中面临的心理与行为偏差。它并非简单刺激消费欲望，而是通过提供终身收入确定性、降低损失恐惧、厘清心理账户边界和简化决策，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构建一个坚实的消费心理安全网。在此安全网下，消费行为得以从过度保守、波动剧烈的模式，转向更稳定、更可持续、更注重生活质量的路径。

展望未来，即期年金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 retirement income product（退休收入产品），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消费促进型基础设施”。通过行为经济学指导下的创新与推广，它能够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同时，为释放内需潜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升老年生活质量贡献独特而重要的金融力量。

参考文献

1.Benartzi, S., Previtero, A., & Thaler, R. H. (2011). Annuitization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4), 143–164.

2.Brown, J. R. (2007). Rational and Behavioral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Annuities in Retirement Plann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537.

3.Ellsberg, D. (1961). Risk, Ambiguity, and the Savage Axio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5(4), 643–669.

4.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1.

5.Madrian, B. C., & Shea, D. F. (2001). The Power of Suggestion: Inertia in 401(k) Participa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4), 1149–1187.

6.Modigliani, F., & Brumberg, R. (1955).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In K. K. Kurihara (Ed.),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pp. 388–436). London: Allen & Unwin.

7.Mottola, G. R., & Utkus, S. P. (2007). Lump Sum or Annuity? An Analysis of Choice in DB Pension Payouts. Vanguard 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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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aler, R. H. (1985). 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 Marketing Science, 4(3), 199–214.

10.U.S. Department of Labor, EBSA. (2020). Pension Benefit Statements—Lifetime Income Illustrations.

作者简介

刘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研究员，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长寿风险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