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返乡的辛苦在见到孙女后烟消云散

腊月二十九清晨五点，天还未亮，寒风刺骨。58岁的李建国裹紧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拖着一个磨破边角的行李箱，站在广州南站候车大厅外排队。他刚结束在建筑工地的最后一班夜工，脸上还沾着未洗净的灰泥，眼窝深陷，却眼神坚定——再过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回到阔别一年的家乡，见到他日思夜想的小孙女。

这趟返乡之路，对李建国而言，早已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移，而是一场体力与意志的双重考验。从广州到河南信阳，全程近1300公里。由于抢不到高铁票，他只能选择凌晨出发的绿皮火车，硬座车厢里人声鼎沸、气味混杂，座椅狭窄得几乎无法伸展双腿。途中三次换乘，两次步行转站，还要扛着几十斤重的年货——那是他省吃俭用几个月攒下的腊肠、干果和一件特意为孙女挑选的红色羽绒服。

“腰疼得直不起来，腿也麻了，但一想到小丫头在村口等我，就啥都不觉得苦了。”李建国在电话里对记者说这话时，声音沙哑却带着笑意。他的女儿女婿常年在深圳打工，6岁的孙女由老伴在老家照看。一年到头，爷孙俩唯一的见面机会，就是春节这短短几天。

像李建国这样的“银发打工人”，在全国并不少见。据国家统计局我国60岁以上仍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户籍人口超过200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建筑、保洁、物流等体力劳动密集型行业。他们背井离乡，并非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补贴家用、支持子女、抚养孙辈。他们的春运，没有舒适的座位，没有便捷的行程，有的只是沉甸甸的责任与无声的牵挂。

李建国的旅程在次日凌晨三点抵达信阳站。出站口寒风凛冽，他搓着手哈着气，在昏黄的路灯下张望。突然，一个小小的身影从人群中冲出来，穿着红棉袄，扎着两个羊角辫，扑进他怀里大喊：“爷爷！你终于回来啦！”那一刻，李建国的眼眶瞬间湿润。他蹲下身，紧紧抱住孙女，仿佛要把这一整年的思念都揉进这个拥抱里。

“爷爷给你带了新衣服，还有糖！”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行李箱最底层小心翼翼地掏出那件羽绒服。小孙女兴奋地跳起来，当场就要穿上。老伴在一旁笑着摇头：“这孩子，昨晚就没睡好，天没亮就催我来车站。”

回到村里，已是凌晨四点。屋内炉火正旺，桌上摆着热腾腾的饺子。小孙女依偎在爷爷身边，叽叽喳喳讲着幼儿园的趣事，还拿出自己画的“全家福”——画上四个人手拉手站在太阳下，虽然比例歪斜，但每个人的笑脸都格外清晰。李建国摩挲着画纸，轻声说：“值了，真的值了。”

事实上，李建国的“值了”背后，是无数留守老人与隔代亲情的真实写照。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调查全国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其中近七成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料。这些老人既是家庭的“顶梁柱”，又是情感的“中转站”。他们在城市边缘默默劳作，在乡村深处独自守望，只为维系一个完整家庭的温度。

然而，这种温情背后也隐藏着结构性困境。李建国坦言，自己患有轻度高血压和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建议减少重体力劳动，但他不敢停工。“一天不干活，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孙女明年上小学，学费、书本费都得准备。”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却透着无奈。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银发打工人”的关注逐渐升温。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因年龄歧视拒聘健康老年人，并鼓励地方建立老年务工人员服务站。在信阳当地，村委会也组织了“暖冬行动”，为返乡老人提供免费接送、健康体检和临时住宿服务。

“以前觉得回家是种负担，现在政策好了，路也修宽了，连村口都有路灯了。”李建国感慨道。他指着院子里新装的太阳能灯，“这是政府去年给装的，晚上亮堂堂的，再也不怕摔跤了。”

除夕夜，李建国家的小院张灯结彩。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桌上摆满年夜饭。小孙女穿着新羽绒服，在院子里放烟花，笑声清脆如铃。李建国坐在门槛上，望着漫天绽放的烟火，脸上映着温暖的光。那一刻，所有旅途的疲惫、工作的辛酸、身体的疼痛，仿佛都被这团圆的喜悦悄然融化。

“只要她笑，我就有力气再干一年。”他轻声说。

在这个流动的时代，千万个“李建国”用脚步丈量着城乡的距离，用脊梁撑起家庭的希望。他们的春运故事或许平凡，却承载着最朴素也最坚韧的中国式亲情——那是一种穿越千山万水也要相见的执着，是一种历经风霜仍不改初心的温柔。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村庄沉入宁静，只有灶膛里的火苗还在轻轻跳动。李建国知道，短暂的团聚之后，他又将踏上返程的列车。但此刻，他只想多抱抱孙女，多听她说几句话。因为对他而言，所有的辛苦，都在这一声“爷爷”中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