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老龄化地理学研究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经济社会转型和城乡空间重构的特殊时期，地理学与社会学、老年学等学科交叉的需求日益凸显，老龄化地理学正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当前，地理学对老龄化的研究聚焦于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效应、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的关系、老年人的空间行为、养老服务的空间组织与规划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从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一些基础性概念仍然需要辨析，以便深入理解老年人口区别于其他人口的特征。本文立足于老龄化语境下人、社会与环境所构成的地域系统，从人口、健康、社会等维度重新剖析老龄化和老年人的特征，结合社会需求探讨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的未来方向。

1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内涵与认知关键

1.1 人口再生产视角下的老龄化

按照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不同，人口再生产可划分为4种类型：原始型、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人口再生产从过渡型转向现代型时，老龄化是必经阶段。目前，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已经进入现代型人口再生产。这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第一次经历这种局面，面临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活力下降、社会保障危机等问题。延长退休年龄、鼓励移民、鼓励生育等政策应运而生，但还有很多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问题有待解决。

1.2 人口结构视角下的老龄化

人口结构既是历史人口长期变动的结果，也是未来人口变动的基础。当前人口结构取决于过去百年的出生率、性别比、分年龄死亡率等，并将影响人口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据联合国预测①，即使生育率能够长期与死亡率均衡，在达到拐点前全球人口还将持续增加；人口结构是其间增长的主要原因，贡献率高达2/3。

1.3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特征

1.3.1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与变迁

作为当前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对我国的老龄化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00年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速渐缓，但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高。2010年，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和以广东为代表的华南人口净流入地区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较低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其余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和人口抚养比普遍处于中等水平。

2010—2020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老年抚养比和老年流动人口比例统计

注：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

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构性变化，老年人口迁移已成为老龄化空间格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2010—2020年，我国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从1 061万人增加到3 327万人，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从4.80%上升至8.85%，并将持续增长。

总和生育率差异也是造成各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和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如2022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76、0.88、0.92，远低于2.10的世代更替水平。尽管辽宁在2010—2020年间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其人口老龄化速度仍不断加快。

1.3.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5大特征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5大特征。

一是老龄化与城镇化进程高度叠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较高的生育率和较低的死亡率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加剧了区域之间人口结构和格局的差异。

二是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动选择密切相关。在社会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国情下，计划生育政策有效缓解了国家的人口压力，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随之导致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结果。

三是“未富先老”，老龄化的同时公共财政能力有限。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4.92万亿元，总支出则达到5.47万亿元②。2014年，仅3个省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22年已扩大至11个省份。

四是家庭结构内稳性和对老年人的支持力降低。居家养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大家庭结构与亲缘关系的支持。然而，传统大家庭逐渐被核心家庭取代，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家庭难以完全承担照护老年人的责任。

五是老年保障政策的制度和服务体系仍不完善。近年来，我国在普及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养老驿站试点、社区适老化改造、推行医养结合、发展智慧养老产业等方面做出大量努力。

2老年人的基本内涵与认知关键

2.1 老年人的本质特征是衰弱

世界各国多以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作为老年人的年龄起始点，据此来统计老年人口比例和人口抚养比等指标。除了理论分析或公共政策制定之外，这种界定其实是缺乏实际意义的。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老年期是生命后期而非某个固定阶段，生命长度不仅取决于基因，还依赖于所处时代的医疗水平和经济条件。同时，老年人口内部的生理和心理差异远大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可是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25岁与45岁是两代人，却通常将60岁与80岁不加区分地视为老年人。

衰弱才是老年人区别于其他年龄群体的本质特征。老年友好型社会应当从观念上树立起对衰老的正确认知，避免过度关注年龄增长而造成焦虑，同时也要避免将衰弱消极化甚至污名化。

2.2 提高老年人的功能能力是应对衰弱的关键

老年人具有更高的疾病风险和医疗照护需求。调查分析发现，70岁年龄段的人约9%需要照护，80岁年龄段这一比例约为20%，而90岁年龄段达到42%。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失去的能力包括内在能力和功能能力。在衰老时，内在能力的损失通常不可逆转，或需要付出极大的医疗成本才能得到有限恢复；但功能能力的损失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调适人与环境的关系加以改善。因此，支持性环境建设，对于内在能力受损的老年人发挥功能能力而言十分重要。

内在能力、功能发挥和调适的概念模型

2.3 社会隔离与老年人社会维度上的脆弱

社会隔离在老年人口中普遍存在。随着朋友的相继离开及生活空间的收缩，老年人难以维持原有的社交联系，导致其社会关系从水平网络结构转变为更脆弱的、以亲缘关系为主的垂直结构，社会交往的节点减少。社会关系决定了老年人可用的社会支持：与外部的链接越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越简单，社会隔离风险越高，社会支持也就越弱。在社区环境里，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对其获取社区内外的服务资源至关重要。因此，积极支持老年人的社会关系是维护其功能能力的有效方式。

3老年友好型社会的主要研究议题及进展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广泛、深刻而长期的。

经济方面，老龄化带来的失衡效应受到很多关注。劳动人口减少和抚养比上升可能降低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压力；同时，老龄化也将通过劳动生产和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区域差距。

社会方面，空巢老人和只有老年人的家庭面临极高的社会隔离风险，社会脆弱性上升；在家庭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老年人口与其他人口在观念、行为乃至空间上的潜在冲突同样构成社会压力。

健康方面，年龄每增加1岁，医疗费用支出将增加15.7%；随着饮食与营养习惯的现代化，疾病谱的改变也使得公共健康服务体系面临新的挑战。

3.1 服务利用视角下的养老与照护资源链接

养老和长期照护问题一直是老龄化社会的主要困扰。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服务设施与老年人口的数量匹配，采取增加供给的解决方式。然而，上述“供需平衡”实则容易导致“供需错位”。其原因在于，老年人对各种服务设施的利用由于身体差异或社区支持能力的差异是高度不均的。许多老年人虽然有健康需求，但由于空间、信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制约而难以实际利用服务。从养老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来看，2016年全国提前实现了“每千位老人30个床位”的规划目标；北京市2020年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的建设目标达成度分别是84.80%和95.77%③，但老年人实际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1.25%，显著低于“9064”政策的预期。由此可见，应当转变“人口决定论”和“需求决定论”的思想，从“服务利用”的视角来探讨养老和长期照护问题。

尽管居家养老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家庭传统，但现代社会的养老照护功能已经不可能完全由家庭来承担。由于老年人失能的风险随时间推移逐渐升高，居家养老同样需要大量的专业照护服务，因而催生了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相结合、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的模式。但是研究表明，社区居家养老并不能完全取代机构服务，反而由于服务分散而造成规模效益的丧失。

不同能力阶段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

时空间行为分析有助于探寻老年人失能过程中的关键“衰弱”节点。通过基本活动能力量表（ADL）和工具性活动能力量表（IADL），笔者团队于2018—2019年采用集中和入户访谈的方式，分析了北京市中心城区500多位50岁以上居民的休闲、购物、就医等日常行为，发现老年人行为转换的节点出现在ADL评分为5分（满分为6分）；换言之，在进食、穿衣、洗漱等6项最基本的能力中，只要出现1项功能损伤，老年人的行为就会发生巨大转变，可以视作失能的前兆。老年人行为转换的IADL评分节点同样出现在5分（满分为8分），表明在涉及使用工具的做饭、购物、财务管理等8项活动中，丧失3项以上功能，就会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北京市老年人的ADL和IADL得分与其日常行为的对应分析

从老龄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绝大部分失能老人与空间场所长期绑定，因而相当一部分资源只能藉由社会支持才能获取。在长期照护中，影响最大的是住房周边设施和社会环境。研究表明，失能老人的生活空间显著收缩，其可利用的服务设施相应急剧减少，形成空间隔离。同时，失能老人甚至很多非失能老人都存在较为严重的社会隔离。养老照护不应局限于设施资源的数量供给，更应通过社会和空间资源的组织形成稳定的社会支持，充分发挥社区地缘关系的支持作用。

3.2 老年人口的多维度脆弱性

除了生理机能的衰退，老年人的脆弱还表现在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的衰退中。实现养老与照护资源的高效配置，应综合识别老年人口的健康、经济、社会等多维度脆弱性，以便构建多维度的牢固链接。以往研究往往侧重于单个维度，以收入或消费水平作为老年人经济脆弱标准，或从社会参与、家庭结构等方面甄别老年人的社会剥夺。实际上，老年人的脆弱性与其健康、经济、家庭、居住环境、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统计上通常定义老年贫困人口为处于（收入）贫困线以下的老年人。而考虑老年人口的健康、家庭与社会脆弱性时，收入指标用于贫困的判别会相当片面；另外，不同城市和地区的贫困线事实上难以统一，不便于横向比较，这对于把握城市老年贫困的情况并制定相关政策造成困扰。笔者团队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的老年贫困特征，尝试确定老年贫困深度和模型参数。

首先，对调查获取的老年人个人、家庭、住房与社会经济等相关要素进行因子分析，识别出4个主要因子，依次反映老年人的资源拥有量、健康、独立性和性别差异。其中，资源因子得分可用于反映城市老年人贫困程度的综合测度。

老年贫困相关要素因子分析

其次，通过设计数值优化模型来寻求最适宜的贫困线阈值。在这里，我们采用“自相关”的思路来解决老年贫困人口识别的主观性问题。分析样本来自很多社区，而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假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阈值，不同社区的老年贫困比例的排序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但实际上，采取不同阈值时，社区排序会有相当大的波动，当阈值过低或过高时，贫困识别的准确性或精度会受到影响。因此，以贫困阈值为横轴、以采取该阈值的贫困样本队列与采取其他阈值的贫困样本队列的相关系数为纵轴，绘制自相关图表，从中搜索相关性最高的点，就得到贫困线的最优阈值。根据结果，资源因子得分的-1.0倍标准差是城市老年贫困人口的最优判别标准，商品房、保障房、单位大院或一般老旧住区等不同类型的社区又有所差别。根据北京市人口普查分乡镇的老年人口数据及各类居住社区的数量和规模比例，计算得到研究区域内的城市老年贫困人口14.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9.55%。

3.3 以维护功能能力为导向的支持性环境建设

以维护老年人内在能力和功能能力为目标的支持性环境建设是世界卫生组织老年友好城市指南的重要内容。由于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具有高度异质性，经济保障或医疗干预的效果往往杯水车薪。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当前广泛应用的信息技术也构成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阻碍。这些困境与内在能力无关，而与其所处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

以支持性环境建设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建成环境为例，相关研究从单一维度或多维平行逐渐发展为多维要素嵌套的复合作用。实际上，空间环境并不只是外部界面或容器，它隐含着人的感知、认知以及与具体行为的相互作用，是空间及经过加工的相互关系的集合。我们主张将建成环境划分为空间意象、空间结构和空间功能3个层次的指标，加强建成环境主客观评价维度的结合。

建成环境刻画指标框架

其中，空间意象源于城市意象理论，可细分为可读性、方向感和开放性，分别用以反映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寻路和活动范围的影响、对方向感知的影响、对活动限制的感知与行为的影响。

4结语

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引导下，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共识，需要个体、家庭、社会、国家等多层面的政策措施，包括推动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立可持续的财政支持模式；加快家庭适老化改造，提升社区环境，充实养老和照护服务；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实现成本可负担、方便可及、质量可靠的普惠型养老服务；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赋予老年人自我实现的机会等。

注释：

①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https://population.un.org/wpp/。

②数据来源：《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不含港澳台地区。

③资料来源：北京市养老服务整体运行情况数据分析报告（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