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当我生下母亲的时候
发布时间:2025-03-11 20:30 浏览量:7
“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Pontoise)医院的老年病房。我是在两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护士在电话里说:“您的母亲在今天早餐后离世了。”根据护士的推测,大概是在早上十点钟。”
这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女人的故事》的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加缪的《局外人》,同样是母亲去世的场景,同样是似乎惊惶错愕到失去灵魂的叙述者本人。但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不同于加缪的孤独与绝望,安妮·埃尔诺在节制而又真实的文字背后,呈现出的是一个温厚而博大的母性之魂。
丨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在2022年斩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给安妮·埃尔诺的颁奖词是“她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始终如一地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始终将关注点落在个体与生活上,在她的作品中,个人与社会的维度巧妙交织在一起,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通过个人的故事被深度地理解和展示出来。读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我们最无法忽视的就是文字中的那一份真实感,仿佛我们并不是在阅读一位作家被印成铅字的作品,而是在面对面地聆听她这一生中所经历的往事。
相比起更为人所熟知的《悠悠岁月》,这本《一个女人的故事》似乎讨论甚少,但这部作品同样延续了安妮·埃尔诺的白描式的、娓娓道来的语言风格,讲述的也是安妮·埃尔诺的母亲的真实人生故事。在母亲死于阿尔茨海默症后,安妮·埃尔诺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试图捕捉真正的女人,那个独立于女儿而存在的女人,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死在巴黎郊区医院的老年病房里的女人。安妮·埃尔诺通过文字遁入回忆,用深情而又克制的笔触书写了母亲的生命往事,读者也仿佛在片刻之间陪这位老人走完了漫长的一生。或许在打开这本书之前真的要把纸巾准备好,因为读到母亲的生命缓缓凋零的段落的时候真的会非常不忍心,仿佛只要不再继续读下去,母亲的病情也不会再继续发展下去了一样。
母亲出生在法国诺曼底区一个叫伊沃托的小镇上,那里多风而又寒冷。母亲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伴随着母亲的整个童年的,是贫穷、拥挤和排山倒海的饥饿。母亲觉得自己有一个从未被填饱过的胃口,觉得自己能吞下大海和所有的鱼。但是母亲的童年记忆中也并非只有愁苦,她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户外度过的,她常常骑在用来耕田的马的背上兜风,冬天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村里结了冰的池塘上面滑冰。
到了学龄的母亲进入了镇上的学校读书,也正是在这几年母亲接触到了宗教,小教堂中的弥撒让母亲体会到了真正的富有、美好和精神上的享受,母亲第一次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低贱。母亲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理问答是唯一让她学起来着迷的东西,她甚至可以熟练地背诵所有的答案。
随着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运动的兴起,十二岁半的母亲离开了学校,进入了附近新建成的一个大型缆绳厂。母亲短暂地享受着青春的快乐,她读自己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她唱新潮歌曲,往脸上涂粉,与伙伴成群结队地去看电影、看戏剧。母亲在努力避免着命运会带给她的不幸,尤其是贫穷和酗酒,学着做一名“靠谱的女工”。
1928年,母亲嫁给了同样在缆绳厂上班的父亲。婚后的母亲和父亲一起盘下了一家卖食品饮料的小店,并且马上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她的事业中。她脸上挂着微笑,和每个人都亲热地打招呼,坚信即使是石子自己也能够把它卖出去。不久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母亲从此除了要照顾食品杂货店的生意之外,还要忙于照料孩子。逐渐步入中年的母亲开始变得肥胖、暴躁、易怒,常常动不动就打当时尚在幼年的“我”的耳光,但往往又在五分钟之后开始搂着“我”叫“宝贝”。母亲最深层的欲望是给“我”一切她曾经想要而又得不到的东西,因此她必须比别人多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劳力,但这也让母亲的性格变的更加暴躁无常了。
进入青春期的“我”和母亲不断吵架,母亲不再是“我”的榜样,“我”因为她讲话的粗鲁和举止的不文雅而感到羞耻,尤其是当“我”发现自己其实和她很像的时候。安妮·埃尔诺写出了当时的“我”亦即作者本人的一种非常隐秘的心理:为了使“我”脱离卑微的社会阶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父母尽已所能,不分昼夜地工作将“我”送进了大学校园。“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然而当“我”真正实现了梦想,上升到所谓的“高等阶层”的时候,“我”却和父母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阂,永远的与所出生的那个世界分离了。这是一个无比残忍的真相,但“我”和母亲却又都无法让这样一个巨大的命运落差得到弥合。这是命运开的一个不公平的玩笑,它割断了“我”和母亲的精神脐带,从此便只剩下痛苦和分离。
婚后的“我”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也在被迫分享着不属于她的生活方式。“我”的家对她来说是另一个不能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一方面在接受她,另一方面又在排斥她。最终的转折发生在1983年,母亲被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她的故事从此在这个世界上终止了,这个世界上也不再有她的位置。母亲忘记了弥撒,忘记了女儿,忘记了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拥有过的一切。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在托老院中度过的,她的生命逐渐萎缩,变得越来越不像曾经的自己。
在母亲离世大约一年之后,“我”终于可以书写她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与母亲有着奇异般的重合,正如梦中的“我”躺在一条小河的中央,发现“我”正在涌出软软的、漂浮着的丝状植物的阴部不仅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母亲的。于是,“我”、亦即书写中的安妮·埃尔诺开始让母亲重新在文字中诞生:“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世界中不觉得太孤单和虚假。”
安妮·埃尔诺探讨了母亲和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纽带,将她们分开的疏远的世界,以及我们必须失去我们所爱之人这一无法逃避的事实,但又在文字中使一切成为了永恒。在这部平静而有力的致敬作品中,安妮·埃尔诺想要为她的母亲争取最大的公平:将她描绘成她自己。
“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