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费立鹏谈“预防自杀”：应把更多资源放在老年人自杀预防上

刚刚过去的2024年9月10日是第22个“世界预防自杀日”。2024-2026年“世界预防自杀日”的主题，是“改变对于自杀的叙述”，旨在通过减少耻辱感和鼓励公开对话，来防止自杀。

近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费立鹏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自杀死亡率大幅下降，下降幅度全球罕见。2015年以后，中国自杀死亡率和发达国家类似，下降速度逐步变缓。

“从这个趋势看，没有国家能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目标是2015年到2030年，把自杀率减少1/3，这个很遗憾。”费立鹏说，这也是他推荐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而不是精神卫生角度制定预防自杀计划的原因。

1970年代，费立鹏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留学，一头扎到湖北省沙市区的精神病院，一待就是7年，此后一直研究自杀问题。

2002年，费立鹏与李献云等人基于中国的自杀率数据在《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改变了整个世界对自杀预防的认知，让更多人注意到当时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状况。

同年，他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任职时，创设了中国第一条7*24小时开放的免费心理援助热线，成为后来许多心理援助热线的样板。

在中国多年，费立鹏说着一口流畅的普通话，也惯于将中国称为“国内”。他曾参与建设过多个省市的精神卫生防控体系。1995年，他获得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编钟奖”；2012年，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中国政府颁发给国际专家的最高荣誉。

作为国际知名专家，费立鹏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任教职，现在作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他长期待在中国国内。费立鹏在他的最新论文《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中，呼吁建立全国或地区层面的自杀预防计划，并对此提出十条建议。该论文最近被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评选为优秀论文。

“精神病是自杀主要的理由之一，但不是唯一的”

澎湃新闻：费教授，您在论文《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中提出，“对于中国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现有的以个体为中心的精神卫生干预措施占用80%有限的预防自杀资源是错误的”，为什么会有这一判断？

费立鹏：这是我多年观察的一个经验，中低收入国家过去占全球3/4的人口，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要预防自杀，重点就要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问题。

可是之前90%以上的相关研究都是关于高收入国家的，用精神医学和个体医学的视角切入，但实际上，自杀率在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如果只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影响自杀的原因十分广泛，既包括自身的精神心理问题，也包括外界各种各样的刺激，这些还都是不断变动的。

之前国外对于自杀的研究十分武断，认为你有精神病，才会考虑自杀，才有自杀行为。但在国内来说，你会发现不少有自杀性行为的人，没有一个具体的、可以治疗的精神障碍，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有心理不适。如果你的大部分力量放在找到和治疗精神病上，就会忽略一大部分的自杀行为。

当然，也并不是说防治精神病不重要，精神病也是自杀主要的理由之一，但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我们的统计显示，自杀未遂的案例中，当时一半多的人尽管有心理不适，但是并没有精神障碍。

澎湃新闻：您在文章中提到，1996年联合国建议各国政府制定国家和区域性的自杀预防战略和计划，WHO在2014年《Preventing suicide：a global imperative》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据您了解，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应战略和计划？是否取得相应效果？

费立鹏：对，好多地方有计划，中国目前没有。WHO每几年就有一个全球报告，关于每一个国家精神卫生的法律法规，还有预防自杀的计划。不仅高收入国家有，印度、巴西等国也有。至于落实多少，还要看有没有投入资源，计划是否合理，能否协调人才。

不过，确实很少有国家从规范的循证医学角度，来验证相应战略和计划不同措施的效果。

制订计划只是一个起点，可以系统的协调不同部门的工作。这个计划应该由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制订，比如由人大或者国务院建立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制定，全社会都可以参与。这在各国的推进都不容易，因为不同部门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制定之后，要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协调执行，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定期评估，这样自杀预防工作就好展开了。

澎湃新闻：您在论文《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结尾，对中国的自杀预防计划提出了10条建议。包括增强全民心理健康素质、个体适应力和促进社会和睦；促进公众对自杀预防工作的了解和全面支持；降低不同自杀工具的可及性和致死性，尤其是农药；发展针对有自杀风险但没有精神障碍个体创新的干预措施；增强和拓展医疗卫生系统对自杀和自杀未遂的监测等。

费立鹏：是的。我是科学家，首先，我特别希望有准确的数据，以数据作为基础，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制定政策。有准确的数据，就可以判断到底资源应该怎么分配。

如果觉得这个计划过于超前，可以先从一个地方开始。比如上海、北京，逐步摸索适应，然后变成全国的一个计划。

“如何判断来电者处在极度危险状态，对心理热线接线员来讲也是挑战”

澎湃新闻：心理热线对预防自杀的作用，是否比较好统计和分析？

费立鹏：热线电话的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谁会给你打电话，没办法判断你的热线电话，对某一个地方的自杀率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好多有自杀风险的人，根本不会给你打电话。尽管我们也会做一些随访，但并不知道打电话求助的人群占所有风险人群的比例。

当然，热线肯定是有帮助的，很多人不愿意寻求心理卫生服务，因为价格太贵，或者是农民找不到相应的地方求助，实际，免费的心理热线就能提供基础的疏导服务。

从现有数据来看，拨打电话的求助者中20%有自杀风险，剩下的80%是心理不适，当然还有个别是来骚扰的，一些学生觉得好玩也会拨打。

澎湃新闻：近些年，您感觉来电者的需求有哪些变化吗？

费立鹏：总的来讲，以前大部分是家庭矛盾，各种各样的，现在经济问题相对有增多。

澎湃新闻：您有没有遇到印象深刻的热线求助案例？

费立鹏：挺多的。比如，有个人站在一个桥上准备跳，他是广西的，我们是在北京接的电话，不太容易紧急干预。

这时，如果他突然挂掉电话，我们没法联系，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接线员也会很为难，很受挫，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

他们难免会归咎于自己，是不是自己没有说好，才导致求助者挂掉电话，甚至丧失生命。我们只能和接线员开会讨论，告知他们，这不是你们的责任。要想办法让接线员说出来，释放掉这些情绪，尤其是第一次处理这些危机的接线员。

所以，一般我们会尽量说服求助者，了解他的位置，设法和他的家人、朋友取得联系，家人可以更好干预。

澎湃新闻：技术上来讲，碰到一些极端个案，应该是可以实现和警方即时联动的？

费立鹏：在有些国家遇到这样的危机，可以直接和警察部门联系。在我国，有些城市已经实现与警察联动，但是这个做法有利有弊。

像北京的热线，一大半拨打者是外地的。接线员报警时，身份是什么，你是不是在骗我？如果来电者说的是假的，谁来承担责任？另外，这还涉及到伦理问题。心理热线本来应对外保密，当你报警时，这种信任会被破坏掉。

当然，生命是第一位的，必要时应该报警，但如何判断他是处在极度危险状态、马上就要实施自杀行为，这对接线员来讲也是挑战。

“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下降幅度全球罕见”

澎湃新闻：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率数据有什么关联？

费立鹏：自杀死亡最高危的人群，不是抑郁症，不是有精神病，是有自杀未遂既往的人。以往对于自杀未遂的人，医疗处理缓解后，也就回家了。可这个人再次出现自杀行为而死亡的风险，是比其他任何人群都要高的。其实，应该随访自杀未遂人群，了解这些人的性别、年龄分布，这样就能知道我们的重点预防工作应该放在哪些人群。

很多年前，我们就在山东郓城做过一个项目，让急诊室的护士对自杀未遂患者和家属当即采取教育和干预，帮助患者避免极端情况等。两个星期之后，医护人员再到患者家里，看看情况是否稳定一些。这个措施尽管比较简单，但是很有效，可惜后来没有推广。不过这是对自杀未遂的干预，不是对心理不适人群的干预。

澎湃新闻：2022年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中国城市居民自杀死亡率为4.31（1/10万），农村为7.09（1/10万），和1990年代相比有了大幅下降，在您看来，背后原因是什么？

费立鹏：1990年代，国内自杀率相对比较高，之后，全球自杀率都有下降。而国内的下降速度比其他地方都要快。

经济改革和城市化更能解释自杀率下降的变化。通过数据对比发现，1987年到2005年农村地区靠种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口从1990年的49%变化到2015年的33%，种地人口减少2~3亿。我意识到，2~3亿人不容易接触到农药可能是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自杀率下降，我们当然希望背后的原因是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好，但实际上我看到，起码80%的下降是因为城市化，而不是我们的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多好。

当然，我们现在接受精神服务的比例在提高，但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绝对不够达到在那么短的时间下降60%左右，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大幅度的下降。

澎湃新闻：中国现在的自杀死亡率，和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如何？

费立鹏：国内现在的自杀死亡率，确实低于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但从2015年之后，趋于基本稳定。

从这个趋势看，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即可能没有国家能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目标是2015年到2030年，把自杀率减少1/3，这个很遗憾。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而不是精神卫生角度，制定预防自杀计划。

“对老年人自杀预防的资源分配，是不均衡的”

澎湃新闻：从2021年的数据看，国内70岁以上老人自杀死亡率约是10岁到19岁青少年的数倍，这在全球是一个普遍性现象吗？

费立鹏：大部分国家老年人的自杀率都比年轻人要高。

国内的比例是比较特殊的，老年人更要突出一些。前几年的一个数据，55岁以上的自杀者，占所有自杀者的70%。而对老年人自杀预防的资源分配仅10%左右，这肯定是不均衡的，不合理的。

尽管青少年自杀率只是老年人的几分之一，但我们还是把多数资源放在了青少年方面。但是如果要减少全国的自杀人数，应该把更多的力量放到老年人身上。

澎湃新闻：按照2021年的数据，国内农村居民自杀率比城市居民自杀率更高一些，年龄越大差距越明显。这样的城乡差距是普遍性的吗？

费立鹏：1990年代的时候，农村是城市的3倍，尤其是农村的年轻女性，当时比老人还要高。城市化之后，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变小。

有一个问题是，1990年代比较清楚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城市，现在城乡慢慢融合，人口也在流动，已经不那么容易分开。

澎湃新闻：现在有多少国家公开自杀率数据？在您看来，公开数据对预防自杀能起到哪些影响？

费立鹏：国内从1990年开始公布自杀率数据。据我所知，不公开的国家中阿拉伯国家会比较多，因为自杀是违反他们的教义的。原来印度也是，大概10年之前改变了。

在这些国家，自杀预防的工作完全没办法做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性别、年龄是怎么分布的，也不知道他用的哪个方法自杀。比如说如果用的农药，那常用哪些农药，我知道之后，就可以和农业部门建议，限制生产这种农药。

澎湃新闻：精神障碍群体的自杀率跟其他群体比有什么不同？

费立鹏：还是要普遍高于其他人群的。一般我们认为是严重抑郁的自杀者会多，厌食症也比较高的，比其他的精神障碍要更高一些。但不是必须有精神障碍，才会自杀。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应该怎么调整心态？如何应对抑郁、焦虑？

费立鹏：这和预防自杀的方法是共通的。

一是提高心理耐受力。要明白自己的状态，要意识到哪些刺激会影响到自己，同时培养应对这些刺激的技巧。很多人在这方面是懵懂的，要从青少年期培养。

二是建立社会支持网。这不是一个吃喝玩乐的圈子，而是一个可以互相倾诉、互相帮助的现实社交网络，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张口，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愿意伸手。这个现实社交，是网络社交难以替代的。

三是必要时寻求专业支持。如果前述措施无效而且状态越来越糟糕，还可以打心理热线、找咨询师、看精神科大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