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患上老年痴呆，李登辉探望后竟表示：病情这样很好！

1991年冬天，台北阳明山上风很冷，蒋经国去世已经几年，台湾政坛暗流涌动。就在这一年，已经九十多岁的张学良，悄悄向台湾当局提出一个看似普通却意味深长的要求——希望能离开台湾，去美国夏威夷安度晚年。表面看，是老人求个清静，实际上，一段被“软禁”半个世纪的历史，到了必须做个了结的时候。

谁也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东北少帅，会在太平洋彼岸迎来生命最后一程；更没人想到，他晚年的一种病，会让许多关于历史的是非，出现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状态。

这一切，要从他移居夏威夷说起。

一、

夏威夷的轮椅与教堂

1993年底，张学良获准从台湾移居夏威夷。那一年，他已经九十三岁。对局外人来说，这是个迟到太久的“自由”；对许多华人来说，则更像是历史给出的一点象征——当年“西安事变”的主角，终于不再被关在岛上。

当地华侨社团相当重视，为他安排欢迎会、庆寿会，人数不算惊人，但气氛很真诚。很多人心里清楚，张学良一生功过难论，可有一点绕不过去：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有了转机，日本侵略者才真正遇到一个团结起来的中国。这一点，让不少人打心底对他存着感激。

到了夏威夷，少帅的日常其实相当简单。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多靠轮椅代步。有人常常能看到，晴天的时候，佣人推着他在湖边溜达；周末或节日，再推着他和夫人赵一荻一起，去“华人第一基督教会”做礼拜。教堂那边时不时会送来赵一荻写的见证小册子，算是一点心意。

张府的生活，很快在当地华人圈里传开。有几位熟悉的女士，经常上门陪赵一荻打麻将，打着打着，屋里的一些情况也就被带到外面去了。麻将桌上，说话难免随意，有人就提到，张学良虽然耳朵背、白内障严重，看人得凑得很近，但一旦有人愿意陪他聊，他还是挺乐意听上几句，偶尔也会打两圈牌，输赢倒是不在意。

有意思的是，赵一荻对“大陆来客”态度很鲜明，几乎是本能的防备。她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听起来有些生硬：“来说大陆好的，我们不欢迎”、“大陆来的都是想拉张将军回去”。这样的立场，直接导致不少有心人的登门被挡回门外，其中就包括吕正操、汪道涵这些重量级人物。

到了1997年，情况开始明显变化。这一年，医生给出的诊断很清楚——张学良患上了老年痴呆。记忆丧失越来越严重，意识不时混乱。除了吃喝和几句日常口语，几乎很少再主动开口。更多时候，是一种极安静、甚至有点呆滞的状态：坐着就能睡着，醒来又有些茫然。

每天早晨，赵一荻陪他吃完早餐，会安排佣人推他出去兜一圈。有时还是去教会，有时只是在附近转转。那些想见他一面的人，要么守在教堂门口，要么站在路边等。即便他大多不说话，但只要有人走到近前，躬身问候一声，他常常会露出一个笑，偶尔点点头，嘴里轻轻来一句：“好，好。”

这种状态，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身体还能支撑，自理大致无碍，但那个曾经精明、善于判断形势的少帅，已经越来越难从他的眼神里找到踪影。

二、

“很好”的病情与复杂的心思

1998年之后，夏威夷这位“百岁名人”的生日，反而成了很多人眼里的“机会”。有人是真心想祝寿，有人是慕名而来，还有人则打了各种各样的算盘。

1998年5月30日，美国东北同乡会联合教会，在“华人第一基督教会”和附近“华源餐厅”连续办庆寿会。场面十分热闹：从大陆来的有中央电视台记者、沈阳市人大代表，还有张氏家族十多位亲戚；台湾方面来了多家媒体，还有梁肃戎、刘绍唐这些颇有名气的文化、政界人士；美国本土则是王冀、萧朝智等东北同乡会骨干。加起来，两百余人，场面并不小。

但热闹归热闹，张学良的表现，却让不少老朋友怔住了。

寿宴上，梁肃戎、刘绍唐两人特地走到他轮椅前，躬身问候，嘴里喊着“汉卿兄”，语气很亲。按说，这三人多年来往不少，聚会喝酒都不算稀罕。刘绍唐嗜酒，过去每次见面，张学良都拿“酒鬼”打趣他，这在圈内早已是段佳话。

可那天，张学良只是木然地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表情空白，既不点头，也不开口，只是呆坐不动。

梁肃戎心里一沉，忍不住低声问推轮椅的萧朝智：“我们多少年朋友了，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萧朝智只好悄悄解释：“将军得了老年痴呆，有些人他真认不出来了。”

说归说，站在旁边的人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曾经思路清晰、记忆极好的少帅，如今连老友的面孔也对不上，这种落差很难不让人感叹世事无常。

不过，接下来的一个小细节，又显得有些特别。当教会安排的小孩子穿着表演服，跑到他面前唱歌跳舞，或捧着礼物对着他说“张爷爷生日快乐”的时候，张学良笑得很开心，脸上还带着有点孩童式的满足。对这种没有复杂背景的祝福，他的反应倒挺自然。

到了1999年，类似场景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那次生日庆祝上，除了正常的祝寿环节，还有一些颇为尴尬的插曲。夏威夷当地有些人，公开在教堂门口抢着站到他轮椅旁，硬要挨着他拍照。还有个从洛杉矶赶来的人，因为认识教堂的工作人员，干脆一把抓住轮椅，把人往门口推，摆出“合影位”，竟然还在那儿收钱“照相”。这种做法，说难听点，就是拿一位病重老人的名义做买卖。

那几年，媒体也没闲着。2000年，有台湾记者在他生日时设法靠近，问了一句：“张将军，对蒋介石先生有什么看法？”张学良听不清对方问的是什么，只是本能地笑一笑，说了两声：“好，好。”这句“好好”，成了第二天报纸上的大标题，被解读为“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评价”。

问题在于，那几年，他见到谁说话，常常就只回这么两句，既没针对谁，也谈不上什么“历史评价”。大陆方面有时刊登“张学良向家乡父老问好”的消息，其实也是同一个模式——记者在他面前说上一长串，他听不大明白，只礼貌性地应和一声“好好”，就被当作专门的问候写了出来。

这种“好好”，既是老人维持礼貌的最后口头禅，也是外界解读的巨大空间。

真正引人注意的，是李登辉的那次拜访。

三、

李登辉的笑与“不能回大陆”的现实

大约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前后，李登辉以私人行程过境夏威夷。有几位常出入张府的女士后来回忆，说那一次，张家上下对李登辉的到访，形式上很重视，毕竟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物”。

来访当天，屋里提前收拾，座椅摆好，赵一荻也精心打扮。按礼数，李登辉进门后，先是寒暄几句，然后被引到张学良面前。那时的张学良，精神状态已经明显不如前几年，整个人瘦得多，眼神有点浑浊。

李登辉俯身，用带点台味的口音叫了一声“张将军”。按旁人的描述，张学良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很空，很茫然，没露出认出对方时那种会心的神色。对方又说了一两句问候的话，他依旧没什么反应，只是静静地看着，既不说“好好”，也没点头。

在旁边看的人，很快意识到一个现实——他已经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谁了。

有意思的是，李登辉见状，脸上却露出一种颇为微妙的“轻松”。他转头对赵一荻连声说：“很好，很好。”眼神里是难以掩饰的满意。这种“很好”，并不是什么善意的祝福，而是对一个政治事实的确认：张学良在这样的病情下，已经完全失去行动与判断能力，“回大陆”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从政治设想中划掉。

从他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自然“很好”。

这种场面，对熟悉历史的人来说，多少有点刺眼。一个曾经影响1930年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到晚年被局限在一张轮椅上，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媒体、好事者投射的对象。有人期待他“表态”，有人希望他“归队”，有人甚至只是想要一张合影。而他本人，越来越说不清、记不得，只能用寥寥几句敷衍回应，或者干脆沉默。

在这种沉默背后，倒是有一段早年的选择，至今仍让人琢磨——那就是他曾经提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四、

要不要“打红旗”：张学良的政治抉择

时间得拉回到1936年夏天，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半年。

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来说非常凶险。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五年，东北沦陷，华北风雨飘摇，日本步步进逼。而南京方面，蒋介石仍把“剿共”放在突出位置，把主力部队几乎都压在围堵红军上。

这一年，“四八会谈”之后，中共中央派刘鼎赴西安，担任驻东北军的代表。公开身份，是“顾问”；真实任务，是和张学良保持直接的联系，并在张公馆一楼架设秘密电台，随时向延安报告情况。

几个月相处下来，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认识。他发现，对手并非国民党宣传中那样“乌合之众”，而是组织严密，纪律很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让他印象极深。周恩来的周到与诚恳，博得他很大好感；对比之下，他看到的国民党内部，却是派系林立、贪腐横行，不免心生失望。

在他的判断里，要逼蒋介石真正抗日，靠国民党内部那些“亲日派”、“妥协派”根本不可能，反倒是共产党和红军，是条真正可依靠的路。

大约在1936年6月底的一天，他突然把刘鼎叫到自己房间，关上门，话说得很直。大意是：“现在形势很危险，我势单力薄，如果只是靠蒋介石，抗日没指望。必须找一股真正可靠的力量做靠山。”

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大胆到让人意外的想法：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且，不仅是“秘密倾向”，而是打算公开“打红旗”，干脆把东北军的旗号换掉，明着站在共产党一边。他的意思相当明确，还说：“你赶快向中央报告，我派飞机送你，尽快去，尽快回来。不管我在哪，你都要立刻把中央的意见告诉我。”

对一位当时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军政重臣的将领来说，这个举动可谓惊人。刘鼎当即意识到这件事的分量，毫不拖延，马上通过电台发电报告，同时接到通知，要立刻飞往陕北面见中央领导。

等他乘张学良的专机抵达陕北时，天上正在下大雨，很快又夹着冰雹。刘鼎冒雨赶到安塞驻地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已经在等他。那一夜，他们连夜听他详细汇报张学良的想法，讨论一直持续到天亮。

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分得很清楚。

其一，关于张学良本人申请入党，中央“考虑接纳”。这句话的分量无需多说，放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等于为他打开了一扇极不寻常的门。

其二，关于东北军是否“打红旗”，态度则非常谨慎。中央的判断是：目前形势还不适合让东北军公开转旗站队。原因并不复杂——一旦东北军公开挂上红军名义，不仅会立即与蒋介石翻脸，还会让南京那边更容易把“抗日”问题混同于“剿共”问题，反而不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明确叮嘱刘鼎：劝张学良不要跟蒋介石完全决裂，对蒋介石也要有策略，有耐心。更重要的，是要他牢牢掌握东北军这支力量，让它在关键时刻真正用到 “抗日”上，而不是提前打光。

会后，周恩来单独找刘鼎谈话，确认了一个重点：“你在东北军的任务，不只是收集情报，更重要的是做好张学良的工作，让东北军变成实实在在的抗日武装。中央会支持你，你这个代表，得当好。”语气温和，但分量极重。

刘鼎回到西安时，张学良已经去了上海。他马上赶去见面，把中央的意见一五一十说清楚。张学良听完，感慨很深：“共产党是真心替东北军着想的……”这句感叹，后来被多次转述，带着一点失落，也带着一点认同。

至于他是否最终履行了入党手续，这件事，长期被笼罩在一层迷雾里。刘鼎在世时，对此一概不愿多谈。只在一次与尹航闲聊时，点到为止地说了一句：“张将军要加入共产党，是天大的事，我得十万火急向中央报告。”尹航追问：“既然中央考虑接纳，张将军的态度呢？”刘鼎只是笑笑，丢下一句：“这是最高机密，周总理生前交代过，现在谁都不能讲。”

后来，当事人一个个作古，只留下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张学良确实严肃地提出过入党请求，中央也认真讨论并“考虑接纳”。至于后续有没有办完手续，他是不是以某种特殊方式被视为“党员”，外界无从证实。

回过头看他在夏威夷轮椅上的晚年，难免会产生一种强烈对比：曾经的政治意志、冒险判断，逐渐被老年痴呆一点点吞掉。那些曾经让他夜不能寐的抉择，到生命尽头，很可能已经模糊不清，甚至自问都记不起来。

而在外面，围绕着他的人，却仍在用各种方式，从他已经不能清楚表达的神情和只剩两三个字的答话里，去寻找各自想要的“答案”。

从1936年西安的秘密电台，到1990年代夏威夷的教堂轮椅，这中间隔着的是几十年风云巨变，也是一个人从锋芒到迟暮的完整轨迹。张学良这一生，留下很多争议，也留下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老年痴呆，只是让这些问题少了一个当事人口中的最后说法，多了更多由后人慢慢咀嚼的空间。